与袁诹的相识，是缘于《淮海学刊》。1995年《淮海学刊》改版之初，为了突出党校学刊的特色，增强可读性，决定新增两个栏目：“学者访谈”和“彭城漫笔”。“彭城漫笔”由我负责组稿。编发这类稿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写作水平比较高的作者群。于是经我的老同学郭定功介绍，袁诹成为我们学报的特约撰稿人。从1995年到2001年，作为一份季刊的专栏，“彭城漫笔”共刊登袁诹杂文十七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政论或时评的性质。《鸦雀有声》的一百三十余篇作品，也大体如此。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刊不在大，文佳则名。“彭城漫笔”自从陆续登了袁诹的文章，便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996年夏，上海市委党校一位政治学教授来徐州讲学，闲暇中读了袁诹的杂文，赞不绝口，并打听作者的来历，他以为袁诹是党校老师，还想见面交流。 
　　袁诹的文章，从我所接触的看，行文自然流畅，绝少雕琢，更无卖弄。其引文、用典，都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即便洋洋洒洒数千言，也是笔如行云，文似泉涌，舒卷自如，随心所欲，毫无勉强做作之感。其语言通俗、清新、活脱、灵动，笔锋犀利，针针见血，绝不拖泥带水。我感觉，袁诹的文章长于思辨，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很有些大手笔的气象。就《鸦雀有声》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作家的社会良心、使命感和对草根族的关注之情，贯穿全书，字里行间时可听到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的呐喊声。作者从人权、宪法、共产党的宗旨和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国策等高度，来谈论弱势群体被漠视的无奈处境，不但有极强的说服力，而且有极大的震撼力。袁诹杂文中展现的关注下层民生、关注社会和谐共生的赤子之心，不知能否唤醒那些显学家的社会良知。
　　第二 ，文章的立论，视野开阔，切入点精当。例如，在分析对战争罪行的反省为什么日本不如德国的问题时，作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二战后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着眼，使问题的答案简捷明了又令人信服。而讨论腐败问题，则总是从权力的制衡着眼，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感。在分析选拔和选举的区别时，作者运用生活常识指出，选拔的力量来自上面，选举的力量来自下面，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就一语道破了选拔和选举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官选官，一个是民选官。为文立论视点高、视野宽，是杂文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袁诹杂文的立足点之高和眼界之宽，当在时下不多见之列。 
　　第三，作者思维敏捷，一刻也未放松对各类社会事件的审视，善于及时捕捉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涉笔成文，深入开掘，往往以出人意外的视角，提出新见。
　　袁诹不是学者，可以肯定，学力不如学者深厚；袁诹不是专家，可以肯定，知识不如专家精专。然而，他的文章涉及哲学、历史、法律、文学、语言文字、经济等人文学科的话题，甚至涉及建筑工程、宇宙探索、生命科学等工程技术、自然学科的话题，往往见解独到，新意迭出，且敢于挑战主流观点，自成一家之言。究其原因，我想，其一系列观点都是由他执着坚持的某些理念派生的，这些理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这或许就是他的底蕴所在。也许，他的观点不一定都对，但确实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有别于学院派的思路，可以拓宽人们的思维空间。可以说，袁诹不是学者，但是思者；不是专家，但是杂家。
　　袁诹，这个“一品老百姓”，长期漂泊，劳形劳神，至今还在上海的两家报社同时打工，是属于那种刨一爪、吃一口的无产者之列的。也许正是这样不断的劳作经历，激发了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不仰息权门，不迷信权威，一介平民，家无多金，却心忧天下，关注民生，这就是袁诹和袁诹精神。这也正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灵魂和一以贯之的人文传承。（因篇幅所限，本文刊出时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