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我是个缺乏幻想、思维迟钝的孩子，每次作文都只能得个“乙”或“乙下”，偶尔还会得到“丙上”。小升初考试，作文题是《我对升学考试的看法》（那时语文只考作文）。那时全县只有海中和县中两所初中，我记得当时报考县中的小学毕业生共有800多名，而学校只招收三个班150名，录取比例超过5：1。按我的学习成绩、家庭出身等种种条件我自忖上初中的希望很小，于是我在作文中说明了我的态度——如果考取了，我高高兴兴上学；如果考不取，我同样高高兴兴准备就业，用当时的话，叫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而且我在作文中还写上，我已跟几个年长的同学一起找熟人帮忙，作好了去上海当学徒的准备。想不到我的这篇应试作文居然以“态度端正、条理清晰、语言通顺”而得了高分，加上数学成绩也不差，最终被录取到海门县中继续读书。
    上初二时，新来的语文老师何老师指导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校运会一瞥》，何老师指出，这是一篇“速写”，要求撷取校运会某一比赛场景来表现运动员的素质、毅力和高尚的体育道德。我选取了男子1500米决赛，从发令到比赛结束，详细记叙了比赛过程中你追我赶的紧张场面。比赛结果，我不仅突出了跑第一名的运动员超人的耐力、最后冲刺的惊人速度，还记叙了比第一名落后一圈多的最后一名运动员顽强拼搏、坚持跑完全程的顽强毅力，歌颂了他高尚的竞赛道德。这篇作文被老师打了个“甲★”，几百字的毛笔书写的作文，极大部分被画上了“密圈”“密点”，而且在同轨班里作为“范文”讲评。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也能写好作文！
    从此，我与作文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1957年，我刚读高一，便多次在《南通市报》副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有一次，一篇5千多字的小说在《南通市报》连载三天，报社编辑还给配了插图，得了12元稿费，足够我一年的零花钱，我心里的喜悦不亚于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也由此，我做起了甜甜的作家梦。
    然而接下来的岁月，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7年一场反右斗争，许多作家纷纷“落马”，我十分崇拜的“神童作家”刘绍棠被打到了右派行列，巴金这样的受几代年轻人敬佩的老作家也遭到严肃的批判，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几乎成为“禁书”。我年纪虽小，“涂鸦”活动受到批判。我意识到文学创作极其危险就此搁笔。
    梦断30年，当我重新搦管撰写散文讴歌新时期新气象时，我已步入耳顺之年。我的习作得到了编辑老师的莫大鼓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十多年来，我在工作之余，利用别人闲谈打牌玩乐的时间，撰写了数百篇散文随笔，由于报社和我工作所在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我还得以去老百姓中采访新人新风尚，撰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弘扬文明新风。我的写作对象虽然大多是平民百姓，但他们身上的崇高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明珠，我为能发现它们、发掘它们、宣扬它们而骄傲。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愚昧、无知，甚至丑陋的心态，我以寓言杂文等形式写来，希望能唤醒人们的良知，希望在创建物质文明的同时，让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精神文明传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