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常说，家长是自己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觉得，我父亲是我永远的老师。
　　我父亲名子龙，字云。寓望子成龙，青云直上之意。我三岁时，父亲就教我认字、写字。没有书，他只是照自己编的小本子上的字来教我。父亲严厉的目光，常使我有入骨三分的敬畏。他教得认真，我临写得也刻苦。上学前我已能认、写好几百字了。上学后父亲见我渐渐懂事了，对我说：“写字要一笔一笔认真写，做人要一件一件事好好做，字如其人，不得马虎。”数十年过去了，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响。学生时代我的学习笔记，字迹端正、字型清秀。今天，在小辈们面前，还可以无愧为楷。后来从医，我每张处方、每份病历都当作品一样来完成。从2003年3月1日退休那天起，我开始练毛笔书法，每天三四个小时，没有节假日。现在又在专心用楷书抄写《毛泽东选集》四卷，预定在2010年12月26日前完成。如此坚定的意志来自我父亲幼时对我的教诲。
　　父亲是中医，数十年用中医给人治病，但是他没有师傅，七岁丧父，只读过四年书。少年时就在三阳乡南星镇孔老先生中药店当学徒。不几年，丸、散、膏、丹样样技精。父亲不甘心终生给人配方、抓药，他立志要学成能给人诊病开方的“上工”。于是，中医经典《内经》、《伤寒》、《金匮》、《温热经纬》、《药性》、《汤头歌诀》等，书不离身。夜里挑灯攻读，常常是半夜睡，五更起。这时，有人讥笑我父亲“无师自通”，到头来只能是“钻火得冰”，但他就是用“不到黄河心不死”、“铁棒磨成绣花针”的倔劲硬是啃完了两大箱子的书。留给我的是父亲一个个神奇的起死回生的治病故事，以及伴我父亲西行的“扁鹊再生”的扁额。
　　父亲的“铁棒磨针”的精神也贯穿在我的行医之中。我比父亲幸运——父亲教了我三年半的中医，可在我独立行医后不久，接诊一名面白、浮肿、昏迷、抽筋不止的儿童时，我不知何病，束手无策。经护送到上级医院后明确诊断：“急性肾炎尿毒症”。此事让我明白：仅仅靠中医知识不能准确诊断常见病，更难治好危重病。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我开始系统自学完全套西医医士课本。七十年代又两次到上级医院进修，终使我对许多内科危重症也能比较熟练地抢救。
　　“医乃仁术，非仁爱之士不可托”，这是父亲传给我的座右铭。上世纪六十年代，普通“流脑病”首选是磺胺类药，青霉素只限用于重症流脑。一是在当时磺胺类的药物静脉滴注对该病确有效，二是青霉素太紧张了，要“计划定配”。此时，有一个医生用首次给人注射过的青霉素乳剂空瓶加水后再给另一个人注射，父亲对这种比盗窃犯更可恶的欺诈深恶痛绝，直面抨击。父亲有很多仁心仁术事。三阳乡有一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与六十多岁的瞎儿子李某相依为命，家里穷得出名。瞎儿子被某医生打针时，由于消毒不严致臀部肌肉注射处深部脓肿，某医生切开排脓，乖乖！喷流出来的脓血竟有一大碗，填塞的纱布条足有七八尺长。由于年老体弱，且营养不良，切口久不愈合。该医生换药收费每日每次两元，六十年代两元钱是何概念？五六元钱能解决四口之家一个月的油、盐、酱、醋的开销。李某无钱换药，任其腐烂。父亲知道后，每天专程赶三四里路去帮他换药，经三个多月治疗，慢慢长好。父亲跟他无亲无故，却分文不收。邻居个个感动，李母跪拜致谢。
    父亲常对我说：“医生没有上下班概念，病人的需要就是你的工作时间”；“给老人看病，你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长辈或者是父母”；“能用十元钱治好的病，你就不要开二十元的处方”。我牢记父亲的教诲，数十年用真情、爱心看病，视病人为亲人，救治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