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84年农历九月十八走的,明天是他的忌日。父亲走的时候，正是秋风咋起的时候，银白色的芦花在沟河边恣意摇曳，遍野的棉花热热闹闹地开着，一簇簇的野菊花正在怒放，田野里到处是秋收秋种的忙碌农人。

　　时光流逝20多年，乡村面貌沧桑巨变，然那时那刻的自然景观仍历历在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父亲突发脑溢血离世时，还有心情放眼田野。我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一生坎坷、一生抗争的父亲，选择在一个硕果累累、秋高气爽的季节离开，是为了告诉我们，爬坡趟水几十年后，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芳草地，于是便将世间杂事一并放下，悄然离去。但愿这是父亲离世的真实想法，唯此，我们才能稍许减轻一点心头的隐痛与愧疚，适应没有慈父照应的彷徨与苦闷。

　　在他们这一代，父亲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凭着高小毕业的底子，好学上进的父亲不仅熟读中国四大名著，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在朝鲜战场，父亲既是文书又是宣传员。战斗间隙，战友们最喜欢听他讲《水浒》、讲《三国》；他创作的诗歌、《一车高粱米》等剧本鼓舞着战友们奋勇杀敌；同时他还学会了乐器使用，特别喜好吹箫。后转业到教育系统，是悦来中学的创始人之一。父亲喜欢写日记。透过那有棱有角的钢板字、文采斐然的日记，我们不仅了解了父亲的人生经历，而且理解了父亲曲高和寡的苦闷心情与献身革命的理想情怀。

　　父亲是一位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人。那时物质匮乏，生活困顿，许多家庭的孩子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让再读了。当时我们姐弟4人都在读书，仅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和母亲挣点工分，年年透支，家里困难到每月须借债2元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尽管如此，父母都没有动摇“让每个孩子将书读到底”的决心，因为他们坚信：知识就是希望，知识改变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资本主义的尾巴”虽然不再割了，然余毒仍在，人们仍心有余悸。父亲却在反复阅读报纸上的报告原文后，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真的变了，好日子真的来了！他不顾母亲的百般劝阻，仅凭早年“学生意”时的那点底子，义无反顾地在当地小镇开办了第一家私人诊所，深受当时饱受缺医少药之苦百姓的欢迎与信赖。

　　父亲一生饱受磨难。3岁失去了母爱，7岁没有了父亲，只能与痛失爱子、哭瞎双眼的奶奶和年幼的姐姐相依为命。13岁前往上海、苏州“学生意”，受了不少委屈。从他父亲健在时的“小开”到凄凄惶惶的孤儿，这样的落差实在太大，父亲的身体底子因此很薄，一生病痛不断，数次大病缠身。18岁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后转业回来，以极大的热情、朴素的阶级感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及“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滚滚革命洪流中，结果却又碰得头破血流。从根红苗正的贫农儿子、立场坚定的转业军人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异己分子”，世事如白云苍狗。尽管最后给予了彻底平反，尽管历经人生磨难与战火考验，养成了刚强坚韧、乐观旷达的性格，父亲最终还是因伤痕太深难以平复，没能抗住残酷的命运安排，过早地丧失了工作与生活的能力，病退回了家。尤其可惜的是，父亲的才情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却在无穷无尽的运动中，以检讨书的形式“大放异彩”。

　　纵观父亲的一生，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命运悲剧，毋宁说是他们整整一代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屈指算来，父亲今年正好80岁。在这个菊黄蟹肥季节，父亲如果还健在，一定会温上一壶黄酒，煮上一锅螃蟹，邀上三五老友，怡然自得地享受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