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之北

　　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输出大省河南领导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 

　　从语言角度看，实至名归是一个普遍规律。“农民工”这个称谓可说是名由实来，名实相当。它表明了双重身份，是工人，但更是农民。有关方面给出的定义是“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细究起来，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都来自农民，以后若干代除了彻底脱离农村的产业工人外，还是有许多两栖于城乡的工人。在我家乡，即使在旧中国，农民也较少有因破产而流入城市的，大多是每家一两个劳力外出进城挣钱，也是过年时回家过年，还可能农忙时回家下田，他们也是工人兼着农民。但那时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靠手艺或力气挣钱，而在老板眼里则一视同仁为工人，你干活我给钱，完全没必要用劳力还问出身。“农民工”这个称谓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开始名正言顺进城务工，户籍仍在老家。于是，当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忙活春运的同时，中文词汇里有了“农民工”。这是因为这部分工人有别于其他工人，不尽在于他们是“候鸟”，更在于他们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程度都较其他工人低一个档次，即使同工也不能同酬。当然，他的文化水平较低，生活习惯也与城里人格格不入。 

　　卢展工所谓“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而这歧视的由来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长期以来城乡截然的二元化的政策导致的。政府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年，禁止农民离开土地，不安分者进城谋生，便被叫做“盲流”；新时期开始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村富余劳力向城市转移，“盲流”一词自动消失了，即使盲目进城找不到工作，也无人称之为“盲流”。平心而论，“农民工”这一称谓，本属中性，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的实际境遇，赋予了这个称谓不言而喻的歧视色彩。所以消除歧视的关键，在于改变他们的实际境遇，而不在于取消称谓。这点，我们领导也已意识到，所以才说“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至于“融入社会”，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创造条件，因为不用鼓励，他们也极愿意，一切的隔阂，都是历史和现实造成的。

　　然而，我还是主张，在政府方面“努力”“鼓励”的同时，农民工称谓的改变可以先于其实际境遇的改变，因为称谓有其导向性。当年“黑七类子女”、“狗崽子”之类“说法盛行，即使御造的、意在缓解歧视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无法摆脱歧视色彩。当年有“盲流”和“收容”，民间就有“阿乡”“巴子”的扩大化歧视。自从工作重心转移，官方语言不再那么剑拔弩张和无视民生，民间语言也就和谐多了。实际上，称谓不仅对次生称谓有示范作用，而且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也都有导向作用。所以，我觉得，“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提法还是保守了一点，称谓的取消，是不需要财力物力的，只要吐词的口形变一下。那么，给什么新称谓呢？我想，任何另给的称谓都不适宜，因为有区别身份的意味，不是歧视也是另眼，不利于融入。我认为，不用另煎另煮开小灶，就直接叫“工人”。把“农民工”的“农民”帽子摘掉，在称谓上消弭其与其他工人的差异。即使在春运时提起他们，也不妨称之为“还乡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