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作垂死挣扎。第二年春节后不久，我父母经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教授、表叔束星北的劝说，同意请熟人将我和二弟带到贵州去读书。二月初，我们兄弟俩辞别双亲，踏上千里迢迢的路途。一路上，我们亲眼看见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受日伪军破坏，勤劳善良的人民遭受日伪军残害的情景，怒火万丈。
　　[1]经过约一个小时的火车路程，我们在一个小车站下车，来到钱塘江边一个小镇饭店休息吃饭，等候钱塘江涨潮过江，发现镇边有一杆三角形的小黄旗，上面写有“和平军”（即伪军）三字。这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汉奸旗。路旁站着几个穿黄军装的士兵、背着枪，监视着来往的行人，老百姓叫他们“黄狗”。
　　下午三时许，钱江开始涨潮，港湾里开来了一条能容五六十人的木船，停靠在小镇的岸边。船上装满了人和货物，伪军上船开始检查。乘客中有母女俩，看上去，母亲50多岁，女儿20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几个伪军借口说她们“手续不全”，要她们下船。母亲哭着说：“我女儿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是我去接她回家替她办婚事的。”伪军根本不听，不由分说，强行将母女俩拖下船去。我们的船开了，向对岸驶去。船上的人开始都清楚地听到从岸上传来这母女俩悲惨的哭声，后来随着船的远去，哭声渐渐小了，听不到了，母女俩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2]1944年夏天，在日军进攻金华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我们乘火车到了上饶。刚下火车，车站里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已下车的乘客纷纷四散奔跑躲避。我们迅速跑到离车站不太远的一条小河边，把行李放在路旁的树底下，人躲在桥底下。不一会，只见三架日机飞到了上饶车站上空，接二连三地扔下了好几颗炸弹，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几乎在同时，在离车站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也响起了国民党抗日第三战区高炮阵地对日机的炮击声。我们在离爆炸地一里多路的小桥下，感觉到大地在抖动。时间不长，日机也许是畏惧抗日军队的炮火，很快就逃跑了，但后来听说被日机轰炸过的上饶车站，伤痕累累，有的已面目全非！
　　[3] 1944年秋天，日军长驱直入，从广西进犯贵州。我二弟当时就读于贵州大学。因形势紧张，二弟和几个同学先报名参军，被派往昆明抗日美军十四航空队地面部队担任翻译。这年12月初，日军已逼近贵阳。地处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的形势，也随之日益紧张。学校宣布停课，准备迁移。我表叔全家已迁居重庆。当时政府号召青年学生自愿参军。那时我已举目无亲，决定响应政府号召，义不容辞投笔从戎。离校前一天，学校全体师生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我们参军的同学手臂上都戴有一圈白布套，上面写有“浙江大学自愿从军学生”几个黑字，并打上了学校红色的大印章。1945年1月，我们百余名参军的学生在四川綦江正式入伍，穿上了“保家卫国”的军装，并一起照了相。参军为人民，战士责任重。由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