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前,通如海启地区有许多国民党游击队,他们既接受国民党指挥又各自为政。他们也喊抗日,实际拥兵自利,同日军和平相处。他们还勾结地方上一些杂牌部队(老百姓称野鸡部队),对人民欺压蹂躏、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成为新四军东进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障碍。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部和“野鸡部队”张大同部就是其中之一。张大同部经常在队的只有数十人，多时百余人，经常活动在余西区龙游沟（通州市海门市交界沟）东西两侧，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土匪”部队。新四军东进期间，派联络员与他联系，争取将该部改编为新四军一起抗日，他口头应承，实际上投靠了国民党徐承德反动军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抗日将领季方（海门市悦来镇人）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回到苏北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季方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来到掘港，召集通如海启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提出同新四军合作抗日的主张，取得与会人员的共识，并成立了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一地区的武装，季方任指挥，游击队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梁灵光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由陈同生接任）。
    抗日游击指挥部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所属各部队暗中仍与江苏省国民党军政要员韩德勤保持联系。韩德勤还向徐承德第六纵队派去参谋，发给军饷。于是，季方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派部队接管第四区。10月底，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陶勇、刘先胜率第三纵队东进通如海启地区，11月初进驻掘港，并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底，徐承德根据韩德勤的指示，于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三十日）趁陶勇、刘先胜去海安开会并率领三纵队主力去海安担任警戒之机，纠集三个团的兵力，突然围攻掘港留守部队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新四军留守部队在张震东、茅珵、韩念龙等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坚持激战三昼夜（历史上称为掘港保卫战），留守部队得到附近友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给徐部以重创。同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得知消息，令在海安开会的陶勇、刘先胜率三纵队主力部队回援。徐承德（含张大同部）闻讯，于12月29日夜向东南方向逃窜，陶勇率部跟踪追击至余东镇，徐承德部龟缩在余东镇上并得到附近日军的支援，战斗打得很激烈。30日打了一个下午，给徐部以沉重打击。徐率残部经三阳镇逃窜到启东县城汇龙镇，陶勇率部乘胜追击，将徐部大部歼灭，徐率残部逃到江南投降日军。
    就在徐承德部向东南逃窜时，其中张大同部部分人员凭着对龙游沟周围地形、道路熟悉，就从掘港向南逃到龙游沟西侧的必甲镇，准备另立山头，被驻在北兴桥的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警卫团团长、政委的梁灵光得知，连夜追击，将张大同残部包围在必甲镇，经半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把张大同残部全部吃掉，从而取得掘港保卫战和围歼逃敌的彻底胜利，为新四军顺利东进通如海启地区扫除了障碍。
    （上述材料根据《苏中抗日斗争》和《海门人民革命史》等书籍综合整理而成，其中“必甲镇围歼张大同残部”是作者根据史实而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