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蚕桑，兴于张謇。张謇先生主导劝兴蚕桑业的缘由，据现存的《张謇日记》所载系受其慈父张彭年的影响：“先君谋为乡里兴蚕桑，集资购桑秧于湖州，赊於乡人，并送《蚕桑辑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张彭年先生不但是一位忠厚有正义感的商人，而且是一个勤于农耕、一心为邻里致富的带头人。张謇先生选中蚕桑业作为人民致富的一个突破口之一，是在他自己经历了一番实践后才作出的决定。
　　据庄安正先生所著的《张謇先生年谱》及张謇先生在1887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描述：海门本无育蚕习俗，与家人试育，为乡里示范，“蚕种仅得蚁十五（分）之一，余都未出。售丝得银30余两”。鉴于蚕桑业利润颇丰，张謇先生于1889年“禀清海门厅同知王宾准许，在海门境号召农友发展蚕桑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见海门图书馆馆藏《民国海门图志》手抄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二十八日，张謇先生赴日本考察到达长崎，他在回顾自己在国内的实业救国事宜时说：“因先君意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抗奋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茧业”。由此我们可见张謇先生主导劝兴蚕桑业是深受了其父张彭年先生之影响的，同时我们从中深深感悟到张氏父子劝兴蚕桑业的不易,仿佛看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风风雨雨。
　　张謇先生劝兴蚕桑业的实际行动，我们可以在他1901年的《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看到，他将垦区种植桑树列为劝佃户种植的九种经济苗木之一。通海垦牧公司自己种植桑树的收入情况，我们以手头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为例， 1909年垦区自植桑树收入为5300规元。我们由此可见自1901年张謇先生在黄海滩上的通海垦区劝兴蚕桑业后，蚕桑业不但给垦牧公司自己，而且也给垦区内外的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启东县中部地区乃“直隶厅（海门）东境”，即使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设县治时“县中部地区属海门县，隶于沪海道”。而启东市的北部地区虽然名义上属“苏常道”是从当时的南通县划入，但究其历史“吕四地区不管是在宋代、元朝、明朝，一直至清代中期的1762年以前本属海门厅所辖”。甚至到了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九月当时的南通专员公署经江苏省政府批准又将“海门县中部偏南的12个乡（镇）划入启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海门县又将当时的通兴农场划入启东县管辖” 。故而，我们从上述启东市域的区划及历史沿革中，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启东市蚕桑业的历史不仅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年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甚至完全可以追溯到张彭年、张謇先生父子早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谋为乡里兴蚕桑”之举。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面讲到的张彭年、张謇先生父子“谋为乡里兴蚕桑”时，“海门本无育蚕习俗”。一些朋友据此理解为海门历来就没有蚕桑之事，其实这句话应该理解为：“通（州）海（门）无蚕桑之利也”才是较为恰当和符合史实的。据笔者考证：事实上海门（依靠本桑）养蚕业的历史较早，南唐时“东洲既‘煮海积盐’又‘务耕桑’”，到宋朝时（虽然）“丝被列为海门朝贡土产之一”。到了“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前后，海门滨江一带（开始）坍没”，使得本来就较为脆弱的蚕桑业受到严重打击。到了“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境则基本上完全坍没于江海之中，海门县治移于通州裁县为乡”，蚕桑业则彻底消亡。
　　启东市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始设县治至今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十九年历史，但是，启东中西部及南至长江边的王鲍、决心、启西、新港、新义、圩南、万安、民主等乡镇（见启东县志1928年至1985年地形图），由于地理及地缘等历史原因，其蚕桑业则兴起于一八八九年前后的张謇先生劝民种桑育蚕时期；而启东中东部的永阳、永和、大丰、沿海界河（见启东县志一九二八年区域图崇海界）以北地区的蚕桑业，则兴起于一九○一年张謇先生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之时。
　　故而，我们在探究启东市蚕桑业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启东市的蚕桑业历史距今已有一百一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