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见证海门自明初至清末500余年历史的《张氏宗谱》于余东镇重现（见《海门日报》7月17日报道），《张氏宗谱》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解开了许多历史之谜。
　　一、靖难之役与张家南迁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去世，长孙朱允炇宣布继位。而这时，朱元璋的许多儿子都被分封在全国各地，握有重兵，位高权重，个个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朱允炇为消除后患，下令削藩，引起了诸王的不满，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于北平起兵。于是皇族间为抢班夺权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最后，北方军队攻占南京，朱埭上台。这场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同室操戈，百姓遭殃，在这动乱的岁月，一个名叫张元吉的人带着全家从河北故城来到几千里之外的海门，开垦荡田，创家立业，成为张氏迁海门后的第一代老祖宗。
　　“张”姓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传说张氏最早的祖先是黄帝的第四个儿子名“挥”，因为挥发明了弓箭，后来他的子孙便赐予“张”姓，河北故城的张姓是其支脉。张元吉在故城虽然也算家境殷实，但毕竟是个逃难之人，虽落脚在县城（余东之南），但一家老少吃饭成了问题。而当时海门连遭江侵海迫，许多居民迁往内地，土地抛荒很多，张元吉得到芦荡可耕之地二、三十顷，开垦后成为熟田，再招募佃户耕种，于是有了一份赖以生存的基业。
张氏的南迁似乎只是个例，但反映了海门居民来源的普遍规律，即主要由于战争和灾荒，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都给海门带来移民潮。一是“靖康之变”，即金兵南侵，宋朝迁都，中原人口随之大批南迁，一部分人经句容转而海门；二是“靖难之役”，除张家外，这一时期迁入海门的估计不在少数 ; 三是太平天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张氏南迁不是一般意义的逃难，而是避世隐居，《张氏家谱》强调了这一点，认为“贤者避世”，“非明哲达人孰能洁其身而去之乎？”“靖难之役”是皇室间的内部争斗，没有是非之分，张氏先祖不愿意卷入这一政治旋涡而远走他乡，符合当时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
　　张氏到海门后，几代人都以农为本，但到了第四代出了个读书人名叫张成（字九韶，号北海），于是有了明代探花崔桐与张家的二代情缘。
　　二、崔桐与张家二代情缘
　　崔桐（1478-1556）于正德十一年（1516）参加国家级科举考试，中第三名探花，后历经官场沉浮，最高官至礼部右侍郎，这是海门历史上第一位省部级官员，而他的老师就是张氏第四代孙张成。张成从小才学出众，十八岁时就作为“贡生”被选送到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回乡后从事教育，他的名声倾动海内，崔桐就是他培养的得意门生。张成还有一位学生叫钱铎，在崔桐考中探花后的第三年，也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钱铎后来任刑部郎中，升肇庆知府，又升广西副使。连续二科出了二位进士，无疑是地方盛事，创造了海门教育史上第一次辉煌。张成死后，学生崔桐、钱铎将他的文章诗赋结集刊印，名《北海遗稿》。崔桐编著的《嘉靖海门县志》录有张成《游会圣寺》一诗：“凌云楼阁几层层，法界停骖快一登，古柏经年巢老鹤，闲云终日伴高僧。屏开翡翠堪题字，碑卧麒麟已失棱，幽兴逢春真不倦，醉歌禅榻话残灯”。可窥张成文采之一斑。
张成的大儿子张鸣鹤，奉父命从小随崔桐游学，结为师友。后来张鸣鹤乡试考取举人，五十岁时当上了钱塘（今杭州）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算是个不错的职位。张鸣鹤的联襟名叫夏言，是当朝宰相，权势倾国。明朝后期吏治腐败，跑官买官盛行，许多人找关系走后门想巴结夏言，可是张鸣鹤却故意避而远之，并没有利用这层关系“跑部进京”，即使见面也是干巴巴的两手空空。夏言很不高兴，当面不说，背后通过他的老婆传话暗示，可是张鸣鹤不但不给面子，反以语言得罪。不多久，他被调任河北容城知县，按级别也算是平调，但容城是个贫困地区，和杭州不可同日而语，不知不觉他被穿了小鞋。
　　那个时候，崔桐也曾为屡次劝阻皇帝南巡而遭贬斥，共同的志向，相似的经历，使他对这位师友深表同情和敬佩。张鸣鹤赴容城前，崔桐以诗相赠：“萧萧易水寒千古，野草三台谁比数，朔风燕雪不留春，百里千家今几户。使君惠爱飞甘雨，郎松山下清风吐，奏功归去下双凫，欢呼满县桃花舞。”表达了他们的深情厚意和思想抱负。
　　张鸣鹤到容城后为官清正，关心民生，平反冤狱，深得百姓爱戴。不久，夏言遭严嵩诬陷而被撤职，严嵩篡夺宰相大权。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张鸣鹤面临的是更为凶险的考验。
　　三、不畏权责  救助忠良
　　明朝嘉靖年间，皇帝昏庸，奸臣当道。严嵩在陷害夏言后，出任宰相要职。他重用亲信，排斥异己，贿赂公行，贪污盛行，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带头“炮轰”，例举严嵩十大罪状，弹劾严嵩，反被投入大牢，惨遭迫害而死。
　　很多人看过越剧《五女拜寿》，剧中主人公杨继康就是杨继盛的堂弟，因受株连被抄家撤职，几个女儿女婿纷纷与他划清界线，惟有养女三春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最后严嵩倒台，冤案平反。戏剧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虚构，而在同样的年代同样的事件中，有一个更为感人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余东张氏的第五代先祖张鸣鹤。
　　当时，张鸣鹤任容城知县，而杨继盛也是容城人，两人又是同科中榜。杨继盛虽在京城做官，职务又高于张鸣鹤，但他十分尊重家乡的这位父母官，并叮嘱自己的家属亲友不要仗着他的名义麻烦知县。张鸣鹤也十分敬佩杨继盛的学识和品行，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杨继盛蒙冤入狱后，原先的许多亲友同事都害怕受株连而与他继绝关系，惟有张鸣鹤不畏权贵，不避嫌疑，经常派人给杨继盛送去生活用品，而且厚待他的家属。杨继盛十分感激，临刑前，留下遗书一封，将张鸣鹤视为“知己”、“同志”：“每寻患难乐处，常若有得自知己”，“扬眉吐气于桎梏之间，则此时犹为清明之世矣，庆幸之私敢与同志告之。”书中还委托张鸣鹤为他复原遗体，（古代行刑采取斩首，故需复原）安葬家乡。杨继盛死后，他便辞职桂冠而去，回到家乡海门。
张鸣鹤还乡后，不问世事，终日弹琴著书，“邃于学问，无意于仕”。严嵩本想整他，只是没有把柄，只好作罢。杨继盛之死使他看清了官场的险恶，从此不再做官。身后留下《盐政书》四卷和《平倭策》一卷，盐政和平倭是明朝的重要国策，可见张鸣鹤研究的不是一般学问，而是国家大政方针，只因当时政治黑暗，他未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
　　四、助教兴文  造福乡邦
　　余东有座文昌宫，始建于明代，据《张氏宗谱》记载，文昌宫是由张氏第九代先祖张文先创建。“东城之文昌楼，为公所创建，至今犹称道之，又于文昌楼前环澹一池，纳泉莳荷于其中，名池曰‘芙蓉池’，为暇时游观之所。”
　　张氏南迁海门后，数代繁洐，人丁兴盛，出了不少读书人和做官人，与当时海门的许多文化名人如崔桐、彭大翱、丁腹松、丁有煜等往来密切，是有名的书香门第。海门到明代后期，已三迁县治，江坍城没，县城搬到了余中场，张氏家族也随之内迁，分散到了余中、余东、吕四等地，张文先“始居余东城”，由于江坍，祖先的田地也荡然无存，家境并不宽裕，但张文先好为义举，地方上的公益事业，他往往带头倡导，或慷慨赞助。建造文化教育设施，助地方文运昌盛，造福子孙，功德无量。虽然文昌宫在抗战期间被毁，但绵绵文脉，无法阻断。新世纪之初，余东镇政府重建文昌宫，芙蓉池也整修一新，再现历史盛景。
　　其时，张家的另一支张国威也随县治的迁移而迁往余中场，“是时，江日内蚀，县治迁入州境余中场，公乃就余中东五总依运河之浒建宅居焉”。张国威的儿子张光鉴急公好义，敢于出头。县治东边的学宫年久失修，他倡仪维修，历时六年才完工。县南有座兴贤闸，南通大江，北达运盐河，“实为腹地旱涝输泄之要防”，由于日久颓废，他又出资改建，“一时之资，以灌溉者且百年。”岁月沧桑，学宫与兴贤闸等古迹早已消失，但他们所倡导的传统美德和助教兴文之风却流传至今。
　（承蒙张独贤先生、冯伟先生提供相关资料，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