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张謇创业的艰辛，便不能不说到被张謇称为“始终忠勇可敬”的沈敬夫，亦即大生纱厂最早的“通沪六董事”之一的“海门人沈燮均”。沈敬夫，字燮均（1841－1911），清代海门厅姜灶港人。
　　张謇在1921年作的《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中说，“謇为人言通纺业之兴归功于燮均，谓与共忧患屡濒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贰者，燮均一人而已”。在1925年作的《致沈敬夫旧牍跋》中说：“所倚以为建设纺厂，独一敬夫”“自丙申至庚子五年之间，余与敬夫殆无十日半月不通讯，中间历艰辛劳瘁，与所受人世之炎凉侮辱不胜数”。张謇说的“燮均一人而已”、“独一敬夫”，便明白无误地昭示了沈敬夫在张謇兴办南通纺织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张謇说“纱油诸厂，昔恃一友，今恃一兄”，沈敬夫当然便是这个“一友”了。
　　沈敬夫不为海门人所知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虽是海门人，但主要事业在南通；其二，他的家乡姜灶港于1912年划归了南通县（州治在今南通市区），以后又归属今通州市。其实，沈敬夫确是海门人。因为他的家乡姜灶港自涨成沙地后，于1768年设立海门直隶厅时便属于海门。沈敬夫生前根本不存在他家乡改变归属的问题。所以，张謇说沈敬夫是“故海门厅岁贡”，有关史料称沈敬夫为“海门人沈燮均”，都是十分准确的。沈敬夫确应是海门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沈敬夫早年刻苦攻读，以图走上仕途，但“既长犹屡踬院试，久之，始隶学官为生员”，考上秀才费了很多周折。又经过多年努力，终于被选为岁贡，即取得了去国子监深造的资格。然而沈敬夫却放弃了科举致仕的道路，“下海”经商，做起了土布生意。南通、海门一带盛产棉花，当地老百姓普遍以纺织为生计，家庭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布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诚如张謇所说的“纺织业绾毂于商”。但当时官府向布商收取很重的“厘捐”，致布商连年亏本，这就严重打击了布商的积极性，进而也就严重打击了通海人民聊以为生计的家庭纺织业。沈敬夫在当地常常“一言定曲直”，威望颇高，于是大家推选他与官府交涉，申请减捐。沈敬夫不负众望，积极活动，但官府却始终不肯让步。光绪九年（1883年），他找张謇相助。张謇为沈敬夫作了《呈请代奏核减海门花布厘捐禀》，并“与敬夫理通海花布减捐”。经过努力，减捐终于成功。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张謇和沈敬夫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使张謇了解了沈敬夫，并且十分敬重沈敬夫，两人成了终生好友。这件事至少还说明，早在张謇中举之前，虽然他一方面仍在科举道路上拚搏，另一方面却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实业的振兴，并且和地方上从事商业活动的业主建立了联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开车试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此期间，招股困难导致的资金不足始终是最突出和最困难的中心问题，多次使得大生纱厂濒临夭折。因为招股困难，张謇曾尝试了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方案，股东也几经更换。张謇“一再求助于江鄂二督及桂道及凡相识之人”，但成效却十分有限。署理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协助集股六七万”。盛宣怀亦曾答应代张謇筹集流动资金。但当大生纱厂工程开始，“用款日繁日紧，而各路许入之股不至”时，桂嵩庆答应的钱却“屡催不应”。盛宣怀同样是“久之寂然如桂”，张謇“屡催屡请执约，告急之书，几于字字有泪”。张謇旅沪时“不忍用公司钱”，“卖字自给，驵侩黠吏阴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然而闻谤不敢辨，受侮不敢怒”。 1899年春，大生纱厂开工之前，张謇为筹集工程扫尾、装机购花、清付利息等等费用，“奔走宁沪，图别借公款，不成；图援湖北、苏州例，以行厂机器抵借，不成；告急于各股东，不答。”而“上年汇款到期，若不还，则益失信用，后路且绝。”无奈张謇只好卖棉花应急。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张謇再一次向江督刘坤一求援，此时张謇的处境是“哀于江督，则呼吁之词俱穷；谋于他人，则非笑之声随至”。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江督呼吁“另派殷富员商接办”，但“函牍再上”，回答却是“不可”。“及至开车，所恃为运本者仅数万金”，为勉强维持，张謇东挪西借，甚至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即使这样，到新花上市时，依然是“资本已竭，危险万状”。
　　当时的张謇走投无路，与一二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而沈敬夫在其他人“次第观望委去”时，始终同张謇并肩携手，表现出格外的“忠介勤勉”。 这时的沈敬夫已经是南通最大的布业巨商、创立同兴宏大牌的恒记布庄老板。沈敬夫的布庄专运南通土布到东北三省行销。他所经营的土布，布质细、门面大、尺头足，合东北人的脾胃，营业额相当大。沈敬夫为了支持张謇，破釜沉舟，把自己布庄的资金全部接济了大生纱厂，不足，又以布庄的名义向上海和南通钱庄透支巨款，转借给大生周转。沈敬夫还利用他与通、崇、海花纱布商的紧密联系和自己在花布同业中的声望，动员棉花商、布商等向大生纱厂投资。
　　不仅如此，由于沈敬夫精通商业，洞悉南通的棉花和纱销行情，还献计献策，协助张謇经营纱厂。沈敬夫献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终于使纱厂渡过了难关，得以存续并有了以后发展的基础。大生投产后，张謇请沈敬夫担任进出货董，掌管供销事务。张謇兄弟与沈敬夫、高清、蒋锡绅等本地商人相结合，组成了大生领导集团，成为推动南通近代事业发展的核心层。在张謇创办通州师范等学校时，沈敬夫也欣然赞助了巨款。作为张謇的挚友，沈敬夫为张謇实现“父实业、母教育”造福一方的理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沈敬夫在帮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并使大生纱厂取得很大经济效益以后，于1901年“乃坚决引退自营布业”。从此，张謇经营纱油诸厂由“昔恃一友”开始“今恃一兄”，张詧成了他的主要助手。
　　但是，张謇对沈敬夫的友情始终不渝。沈敬夫去世后，张謇“伤痛不已”，亲往姜灶港吊唁并撰挽联，肯定了沈敬夫在南通实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念念不忘当年他对自己的支持，其上联云：“州敢云实业开幕之先，方其作始，将伯助予，沥胆相助资老友”。张謇对沈敬夫在创办大生纱厂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纱厂甫兴，謇由书生入实业，未为众信。其时燮均已业布，布商感燮均减捐之劳惠，信望过謇。謇于营厂至顿极窒之时，赖燮均为之转输慰藉，未尝对謇作一语无聊，亦未借厂有一事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