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3年参加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担任一个乡的乡校校长，感到一切都很陌生又很新鲜，政治思想模糊，对中国走向何处去的问题认识不清，有时向正数发展，有时向负数演变，精神情绪时而振奋，时而压抑，很想到苏中公学或抗大学习。正在举棋不定时(1944年年底)，南通县余西区文教助理周执中同志特地来找我，动员我与他一同去文研会学习，我欣然同意。
    1945年1月，我们一行5人到南通县余西区政府报到，由区政府通信员把我们送到交通站。那时交通站的地址与交通员都很隐蔽，一般干部都不知道，它是根据行政管辖区域、地理环境与路程远近而设置，且经常交换。当我们到了第一站后，区通信员作了一番交接就走了。交通站的同志向我们说明几项规定，如行走时要相隔一定距离，食宿服从他们安排，晚上行走不吸烟不说话等等。接着便一站一站地向目的地出发，为避开敌人据点搜查，大部分时间是日宿夜行。每换一站，都要绕过敌人一个或两个据点，据点里的探照灯往往从我们头顶掠过，因而我们经田间小路或沿沟边前进，敌人不容易发现。那时，由于苏中地区抗日力量日益强大，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里，因此敌人在苏中四分区开始了“清乡”，从掘港一直到南通、如皋交界的白蒲，用江南运来的大批竹子筑起了长达数十公里的篱笆，以隔断抗日人员的活动。我们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夜深天黑时机，在离敌人“检阅所”较远的地方拔去篱笆上的几根竹子，空出一个洞，就钻出篱笆，交通员仍把洞补好，以防敌人发现。就这样艰难地前进，不仅风险重重，每人还要背着沉重的包袱（包袱里有棉被、衣服与书籍）步行50余里。在生活上更是艰苦，咸萝卜干为最佳菜肴，有时无菜下饭，就在粥（饭）上散一点盐，别有一番滋味。睡觉也很简单，有时同驴、鸡同屋，在泥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或芦苇，二三人合一条垫褥，很快就入睡，且睡得很香，驴屎鸡粪泼在被上也不得知。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东台三仓镇墩塘村。
    苏中四分区二届文研会的举办时期正处于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党与政府急切需要培训一批文教战线的骨干，为收复日寇占领区作好准备。因而这届学习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参加学习的人数也较多，有500余人。
    大会所在地距敌人的据点李堡镇只有几里多，警戒比较严密。墩塘村没有大的房屋作会场，便用竹木和芦席搭座大棚为大会会堂与饭堂，中队会、小组会都是借用民房。学员宿舍分散在群众家里，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一层芦苇就是一张大床，十多人睡在一间房里，大家感到很痛快。记得有一天瞿树滋同志从苏北行署来到文研会，到达时间已深夜，他见到我们的房门没有关，就不声不响钻进我们的大被窝，第二天早上起身才发现这个不速之客。正在感到愕然之际，他道声早安就走了。大家从他的文明举止、简朴服装等方面猜测他是个好人。第二天开大会，见他坐在主席台上，原是文研会新来的副主任，文研会结束后，他任南通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
    本届文研会在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以县为单位建立学习中队，设正副队长，下设学习小组。学委会主任是于仲儒，副主任瞿树滋、丁冲，各县队队长都是各县调来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东南队队长陈助，我们南通队的队长是成子祥、顾云九。这些领导同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仅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学习情况，脚踏实地领导好学习工作，还尽力利用简陋条件办好食堂与医务室。当时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享受供给制待遇，每月60斤杂粮，100斤柴草，离职学习时，把这些供给关系转到文研会，我们总感到很满足，每周开一次大荤，一次小荤，一般都是红烧肉。虽然没有桌凳，将菜盆放在地上，八人围着菜蹲着吃，却也吃得津津有味。在学习期间，我染上了疟疾，当时药物供应十分紧张，医务室的同志千方百计弄来了奎宁，很快治愈。最感困苦的是漫长的炎夏生活，十多个人住在一间矮小的草屋里，农村蚊子特别多，又不能架设蚊帐，只得将门窗通宵紧闭，室内闷热不堪，这样的日子不是三天二天，而是长达三个月，我们终于胜利而愉快地度了过来。
    学习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业务学习为辅。时政学习着重于当时形势任务与党的方针政策，讨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本质、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重大内容，并根据苏中教育界的思想实际，批判分析了“自由职业”、“正统观念”与“雇佣观点”等问题。业务学习，主要学习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为政治服务为抗日根据地建设服务为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与观点，并研究如何把正确的立场观点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由于当时缺乏学习文件，学习方法以学委会领导作报告，中队领导作辅导并提出学习要点、讨论题目与时间安排。小组根据中队的布置进行讨论并展开辩论，在初步掌握学习内容的基础上交流学习心得。每个学习阶段都有重点专题，每个专题都是由学委会作大会动员到中队辅导小组领会，再由小组推出代表到中队会、大会辩论，然后再层层作总结，上上下下反复进行。在整个学习期间，由于纸张油墨等条件限制，很少发文件，曾发过两本小册子，一是俞铭璜同志编写的《人生观》，另一本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本书我们视为珍宝反复阅读不知多少遍，几乎都能背得出来。
    由于大家对学习内容感到十分重要，学习方法也能提高学习积极性，因而收获很大，基本上解决了政治立场与教育观点问题，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心与决心，很多同志写了入党申请书。大会闭幕前夕，日寇宣布投降，大家欣赏若狂，热烈庆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学习结束后，有的同志参了军，有的当了乡、区、县级领导干部，大部分成为教育系统的骨干，当了中小学校长与教育行政人员，为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立了汗马功劳。
  （作者系原海门市政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