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是旧时官吏办事的地方。过去，大家只能从“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得到一点了解。但余东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见过它的旧貌。因为余东衙门在通东（除吕四场外）是绝无仅有的。
　　余东，原名余庆，是通东的盐业中心。自唐开元四年（716）即建盐亭场，在开元十年（722）时又设余庆寨《文献通考》到北宋年间（960-）始设余东场（元丰《九城志》），十七年后的太平兴国通东又只有余庆场一个。在宋天圣年间（1023-）方增设了吕四场（《太平寰宇记》）至元代（1271-）余中沙形成，由于土地拓展，盐产增多，官方将余庆场一分为三设余西（宋时无余西）、余中、余东三场（《万历通州志》）。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建凤城于余东场的中期（1368-1396）方见到有余东场署大使（即场官）张仕能、副使程徽建今制大门南向照壁墙一座，东、西牌楼入而仪门，门东为土地祠，西财神祠，内为科房，东西各三楹大堂内厢房四楹，二堂西出为宾庙、为书室，又西凉厅三楹，前后荷花池，最后三堂，西为住宅，东为厢（附图《两淮盐法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余东场大使王馨重建余东场署和清乾隆四年（1739）余东场大使王嘉俊重建旧场署（《光绪通州志》）。
　　综观余东建场，自唐至清以来的场官都由皇上赐封了不知多少。单清代的278年之间即换了58人。他们大都为吏员（八品）13人、贡生（八品）8人、举人（九品，下同）7人，监生6人、附贡2人，其他皆恩贡、拔贡、生监、荫监者，大都来自全国各地，其中直隶州9人，浙江8人，顺天府与江西的各4人，其余皆为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及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人，无一本地人。这些场官平日固守衙内，出门即乘6人大轿（九品者乘4人大轿），前有鸣锣者开道，随之就是高举“回避”、“肃静”与“余东场运判大使”（即场官）的掮牌，紧跟着在轿四周的差役前拥后护，一路上威风凛凛，路人见之即让道，跪在一旁恭候他的过去……若有不识时务挡道者便被揿下就打20大板。
　　这些场官既管灶地、钱粮和盐务，又兼顾民事诉讼，常以兴修水利、建筑道路等名目敲诈勒索百姓，真正为民办事的却很少很少。像顺天府宛平人吴均自清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八年（1803-1823），还有接任他的徐庆威直到咸丰元年（1828-1851）二人算长达二十四五年。十年八年的为数不多，一般都只二三年，尤其光绪廿六年（1900）一年中就换了袁国藩、赖丰烈二人，更有光绪三十年（1904）一年就有娄赐书、边承荣、唐雨功三人做了“短命官”。特别是同治二年（1863）的李余庆因与角斜、庙湾、草堰场等场官与知府及通州分司……等将赈灾、护堤款捞入自己的腰包，导致范公堤决堤而淹死数万人，被民众状告到京城，皇上下旨将这些贪官全部革职以示惩戒。民国初年，对原清代场官仍留职，直到民国六年（1917）才将他们赶出这历史舞台。
　　民国十八年（1929）余东民众在红十四军的带领下火烧了衙门内的钱粮账本的栈房。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民众愤怒地拆去了这座官府衙门，将它运送到要坝，堵塞运盐河水道使四甲的日寇不能由水路东侵。余东衙门自此才从人民的视线中与封建王朝同时消失。
　　（余东衙门东临护城河在镇海楼侧，南隔芙蓉池与东岳庙为邻，西隔庙河与城隍庙相望，北枕城隍庙河水路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