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70年前，鲁迅先生逝世后，从政府官员到社会名流，各界人士纷纷撰写挽联，悼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
　　“著述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是蔡元培先生的挽联。蔡元培与鲁迅是知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鲁迅到北大任教。鲁迅在北大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在学术上留下深远的影响。蔡的上联用“最严谨”三字概括了鲁迅的治学态度。因鲁迅以投枪匕首式的杂文名世，反动派极为憎恨，攻击贬低其设有文学成就，仅一部《中国小说史略》而已。对此，作者在此联中用“非徒”作了有力的反驳。下联的“太沉痛”三字，指出鲁迅遗言的深远意义。鲁迅给儿子周海婴留下的遗言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干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此联寥寥数语，将鲁迅的一生事业和留给后人的重大责任充分表达出来，提纲扼要，以简驭繁，耐人寻味。
　　郭沫若挽鲁迅有两联。其一：“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钦诵二心，恨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他逝世四个月后，恰巧高尔基也逝世，故上联有“叠坠双星”之说。两位大文豪的去世，亚洲和欧洲人民同声哀悼，一掬悲痛之泪。下联的“钦诵二心”，指作者怀着崇敬、钦佩的心情读鲁迅的《二心集》，实际上喻指鲁迅的全部作品。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当时在日本，未曾见过鲁迅一面。全联语言真挚，情意笃实，真切感人。
　　郭沫若挽鲁迅的另一联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上联根据鲁迅说过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的意思，说孔夫子在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很大；而下联却赞扬鲁迅对无数爱国青年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之后必将出现和鲁迅一样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与鲁迅交往密切、友谊深厚的姚克，得悉鲁迅逝世后，极其悲痛地写下一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在此联中，作者颇费心思地把鲁迅当时影响较大的两部书名——《呐喊》、《彷徨》嵌入联中，成为耐人寻味的“双关”妙笔。“译著尚未成书”，是指姚克与斯诺在鲁迅指导下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当时未及成书，后在英国伦敦出版。姚克和斯诺，是较早把鲁迅著作翻译介绍到外国的人。
　　陈毅元帅在鲁迅逝世后14年，上海各界纪念鲁迅逝世14周年活动时，写有一联，风格与姚克相似，也颇具特色。“要打叭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此联中的“叭儿”（指哈巴狗、落水狗）、“帮闲”分别出自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名篇。联语不仅高度赞扬了鲁迅作为“文坛闯将”杰出的文学成就，而且特别赞颂了作为“思想权威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德。全联语言平易通俗，如行云流水，体现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陈毅的慧眼与情怀。
　　颇值得玩味的是，上世纪30年代同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徐懋庸的一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1936年8月，即鲁迅逝世前两个月，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徐懋庸的态度如何呢？当时人们的看法不一，后人传说也不一。有人认为徐的对联有讽刺鲁迅的嫌疑，故这副对联追悼会上未能挂出来。对此徐懋庸耿耿于怀，后来还专门撰文解释说：“那上联的‘敌乎，友乎？余惟自问。’这是说我到底是先生的敌人，还是先生的友人呢？这我只问自己就知道了，这‘问’字还可以作‘责勉’解。下联是‘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这是说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处、坏处，都不吝批评，但现在是‘无言’了，在我是不能再受教诲了。“到底是人们误解了徐懋庸，还是徐懋庸的刻意辩解，公皆“无言”，我等更“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