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房”是大生三厂为该厂高级职员建造的宿舍，在三厂镇中心街西首。一式为平顶房，坐北朝南，只有12套。对面还有一个古典式极为雅致的小花园，小桥流水环境宜人。这在上世纪初叶是第一流的佳宅，相当于今天的豪华别墅。
　　我的父亲施谷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大生三厂特聘的总工程师，家中子女多，分配到最好的一套，大大小小有6个房间，还有前客堂间、西客堂间、厨房间、柴禾间、前天井（即庭院）、后天井。前天井里有一个小花圃，两株高大的广玉兰树，一颗桂花树，牡丹、绣球花、蔷薇、芍药应有尽有。
　　平日里我们在靠厨房间的西客厅吃饭。只有大喜庆的日子，移到前客厅吃饭，摆上两个大圆桌，十分热闹。
　　每逢寒暑假，从山东、上海等地读书的哥哥、姐姐们回家度假，加上我们在家的四个小萝卜头更加闹热了。夏夜，我们就在前天井里纳凉，讲故事，唱歌。春节时，我们就在前客厅里举行迎春文艺晚会，八仙过海各显技艺，大哥吹箫，二哥拉手风琴，三哥口琴独奏。大姐和二姐一对姐妹花，载歌载舞。吹拉弹唱，滑稽表演，交际舞蹈引来了四邻八舍。
　　“同事房”给了我快乐的童年，也给过我无边的痛苦。1951年春节前夕，家家忙着过年。唯独我家一点节日气氛也没有。前两天，沈阳军区司令部寄来了我二姐的阵亡通知书和生前遗物。我的二姐16岁从海门能仁高中部直接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第二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想不到这么快就牺牲了。
　　命运总是捉弄人。万万想不到，几年之后，我们一家竟然与“同事房”诀别。
　　1958年是我国大跃进，放“卫星”，赶超“英美”的狂热年代，镇上一位领导早就觊觎“同事房”，见时机已到，突然下手，强行要把“同事房”改作镇政府用房，勒令我们12家住户一星期内搬迁到镇郊的乡公所简易房，违抗者按对抗“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论处。此时我已成年，在海门中学读高中，获悉后十分气愤，赶回家对母亲说，我家是烈士家属，镇政府不能这么做，要去县政府告他们。母亲左劝右劝，她以宽容大度平息了我的过激行为，我们忍气吞声地搬往乡下……
　　虽然全家搬迁到南通已有半个世纪了，“同事房”也早已消失，但令我无法从记忆中抹掉。因为它有厚重的韵味，有我欢乐的童年，有我无限的遐思，它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