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既是老乡又是同行的缘故，捧读仁岳同志关于海门文化纪实和文论的结集《东洲记忆》，我的一大心得就是十分亲切。上世纪70年代，我在海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仁岳同志就是一位群众文化的热心作者，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1975年我调宁做文学编辑，他则回到县城，落实在文化部门。这些年来，承蒙仁岳同志不弃，一直尊我为师，可我常为没有给他一点儿实际的支持和帮助而深感内疚。而今打开他的文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江风海韵扑面而来，使我鲜眉洁眼，心旷神怡。那一百多篇文章，篇篇浸透乡音乡情。既是他为挖掘、整理海门文化而建言献策、奔走呼号的写真，又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计较名利，耐得住寂寞，为传承、弘扬海门文化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和无数汗水的结晶，实在可喜可贺！
　　捧读《东洲记忆》的又一大心得就是十分扎实。早些年，为了从家乡文化的积淀中汲取营养，我曾通过友人谋得过近年编撰和重印的海门新老县志。前些年，我曾在《海门日报》开辟乡情系列散文专栏，先后发表数十篇拙作，其中的一些篇什，虽经《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等重发，流传国内，影响海外，但大多信手拈来，一写了之，往往虚虚实实，未作深入考究。这次捧读仁岳同志的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所记人事，从达官贵人到普通百姓，从状元故里到歌手生平；无论记事、状物，还是写景、抒情，全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其拳拳之心，溢于言表；那份对乡土的赤诚，更是跃然纸上，令我爱不释卷。而相关文论也字斟句酌。《东洲记忆》对我这个海门人来说，确实非常难得。正如穆火亘先生序中所言，“这是一本很好的乡土读物。”其撩人之处竟使我这个已在外漂泊30多年的游子“几番梦回故里寻根”。
　　通观《东洲记忆》，如果说最具史料意义的是对于海门山歌详尽考证的话，那么，最有学术价值的便是对于沙地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沙地文化，似可百家争鸣，与之一辩。就地理而言，当然有了东洲，才有海门。但海门是江中沙洲与江北老岸涨接而成，东洲与新旧海门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捍海堰、沈公堤历来在长江老岸之北；运盐河、王灶河一向与黄海相连，与沙洲无关；四甲、余东、包场、六甲一线是江北人聚居的地区；廖角嘴更是“长江龙”的下嘴唇，早在沙洲形成之前就出名，并随江口吞吐，不断逶迤延伸。总之，开天辟地，海门就由沙洲和老岸两部分组成。后虽几经沧桑，格局却始终未变，人文亦然。海门的沙地人与江北人一直两分天下，海门文化应由沙地和江北两种文化组成。而今用沙地文化指认海门文化，只谈沙地文化的兴隆，不谈江北文化的存在；只谈沙地文化的“来龙”——吴文化向江北的拓展，而不谈沙地文化的“去脉“——吴文化与江北楚文化的交融。这种欺一边、护一边，打哭一个、惹笑一个的做法，失之偏颇，有待商榷。这是捧读《东洲记忆》的再一大心得。
　　至此，我忽然想起歌曲《父老乡亲》里的一句词：“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我家地处海门中部“夹沙江”地区。父亲是沙地人，细腻而精明；母亲是江北人，粗犷而倔强。吴楚文化的交汇和两种品格的互补，决定了我的命运，也影响着我的一生。我不敢说我这个海门人民的儿子有多优秀、有多杰出，但我迄今为止已连圆作家、学者两个梦，并正在实现从学者型作家向作家型学者的成功转型。这不能不说是家乡文化哺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