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春”是我们通东人对“立春”的又一种叫法。它的来由一是“春打六九头”，此时已属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说明此时春天已开始，所以我们还有人把它叫作“开春”了。二是通东原来是南通地区的盐业中心，余东有场署衙门，场官按照中央统治者的规定，此时必须例行一次隆重的“打春”仪式来“迎春”，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因此我们把“立春”叫作“打春”。
　　自从神农氏尝百草分五谷后便有了农业，前三皇后五帝对此都很重视，到周朝时开始制历纪年，以农历正月初一日为元旦（民国元年改称“春节”）为一岁之首，农业耕作则按二十四个节气，“立春”是一年的开始，同时责令地方官每年要举行“迎春”仪式。余东场官当然也不例外。先前历代已无据可查。1980年我们曾访问过镇上的王家福、宋兰芬、张福福、张凤英、钱玲芝等“十场元老”（指见过十任场官的老人）。他们根据幼时亲眼目睹的事实反映：“五九底前,衙门就令镇上的商家与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捐资塑泥牛，并派人装“芒神”。这些都按照当年历书上的“春牛图”所颁布的式样制作：因为“春牛图”所规定的大有玄机在内；首先“芒神”如是老年人则对少年不利，若是少年人则对老者有害，最好是青壮年的“芒神”则今年人口太平。如“芒神”穿白衣说明当年民间喜事多；穿红衣则预示凶事多。若“芒神”走在牛前的则代表立春在腊月十五左右，走在牛后便是在正月半前后才立春。“芒神”戴帽则晴天多，不戴帽便是雨日多。故民间有条俗语叫作“芒神和天拗”。
　　“春牛”制作时肚子内必须藏有五谷，“春牛”必须事前抬进衙门（大都制在装有四轮的木板，由人拖着向前）。
　　次日（即立春日）场官与衙役们在衙门内举行叩拜仪式，即鸣锣开道出来，各官礼服乘轿，属吏、差役步行，鼓乐仪仗与香亭为前导，鸣锣从东后街向北，至北城门后再从北大街直行至南大街出城向东，经东大街出街头直至孙家串场（现余东烈士陵园略东些）。沿途各店家、居民农户门前都装香点烛，户主手上都持有一根长细竹杆进行“鞭春”（即鞭打春牛），从牛肚中漏出的五谷，人们拾起作为种子，同时还用手摸一摸“芒神”身上的衣，当年红衣者即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若当年是白衣者即喜气盈门、福寿绵长。
　　场官们到了现场后即在“芒神”前陈列酒果、点香烛，行跪拜礼后，各官、差役与属吏和地方仕绅等环立春牛旁，乐工敲鼓奏乐，场官即执鞭（由彩纸竹竿扎成）打牛（称为“打春”）并脱靴（赤脚）扶犁耕田，此时观者如云，将稻麦豆麻等种子撒在牛背上……（无场官的部分乡镇亦有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此行“打春”仪式）在鞭打春牛时还有专人（司仪）在旁口念：“一打风调雨顺、二打歌舞升平、三打三阳开泰、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登、六打六畜兴旺、七打土肥地壮、八打八面来财、九打久居安康，十打十年十旺”等颂词。事毕，将春牛置于地上，面向正南方“农祥星”以后刨土，以示该年农事活动开始和将有五谷丰登之吉兆年。
　　余东的“场官打春”自最后一任场官熊润生打过后，场官消失了,“春”也就不再“打”了，此俗也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