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收藏的一本“社员手折”长12.7公分、宽9.3公分，手折封面印着：“海门县天补人民公社兴安大队第2生产队”，社员朱祖尧，于1960年2月印发，距今已有47个年头了。手折共有34页，分有“年终投资家积肥料结算”、“参加劳动评定工分登记”、“参加大队劳动评定工分登记”、“社员投资登记”、“物资折价入社登记”、“向社预分（借）登记”、“年终决算分配”等7个栏目。稻草色的粗糙纸页印刷和记载内容，见证了共和国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随意改变核算单位，各地普遍出现了“一平二调”、“共产风”。公社对生产资料无偿调用；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社员分配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办法；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粮食统一由集体食堂管理，严重地损害农民利益、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1960年1月间，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后，在“大跃进‘、”反右倾“的形势下，各省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致使“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日用品供应紧张。面对这种形势，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支援困难地区，还采取减少民用布、口粮、食油的定量标准，提倡采集、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这本“社员手折”的记录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对社员劳动管理的方式及其报酬等状况：该社员在生产队主要重视积肥、翻地、推（装搬）红萝卜、种瓜、种玉米等田间劳动，有时由大队调派到别的生产队劳动。每天平均工分在8分上下。在首页“参加劳动评定工分登记”的摘要中注着：“1959年1月至12月（大写）底，共计工分1777分，加上60年1月份工分96分，合计1873分正”。据考查，这个工分合计数，即是该社员参与当年年终决算分配的工分基数。分配收入的高低，取决于该队收成的好坏。那时，上好的生产队每个工分值在0.1元上下，一般在0.07元至0.08元上下，每个劳动日毛值仅为0.7元至0.8元，以一般平均工分值计，该社员全年劳动值只有140.47元，扣除平时预借现金、预分的粮食柴草钱，年终决算进账仅几十元、甚至更少。如果是妇女、老弱病残的半劳动者，每天工分只能评定为5分上下，每个劳动日毛值只有0.4元至0.35元。孩子多、劳动力少，决算时就要“倒挂”（欠账）了。
　　“社员手折”前后存在了20多年时间，历经了农村所有制和劳动管理模式的激烈动荡和变革，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淡化；1983年全国恢复乡村建制，取消人民公社后“手折”完成了它的使命，消失于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