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竹君（1901－1975），海门市三阳镇人。出身中医世家，其父邱翰臣行医名噪一方。竹君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精研周易及孔孟老庄等，既秉承家传，也曾长期在启东黄丹时老中医处侍诊，所以对岐黄之学研读日深。他的治学溯自灵素，继则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还有唐宋金元诸家，喜读清代诸家医著，如柯琴《伤寒来苏集》、陆懋修《世补斋医案》、王士雄《王氏医案》，同时对日本汤本求真所著《皇汉医学》也有研究，这些中医典籍他都反复学习和钻研，有的甚至能通篇背诵。

    邱竹君先生十分推崇仲景伤寒理论，转而运用于临诊施治，善于详细了解和分析病情，通权达变，处方严谨，一般在七八味，其效如桴鼓。实为难得的经方理论所指导的临床医家。

    对于仲景伤寒论的学研，邱竹君先生总结为八个字：求源、求全、求真、求用。所谓“求源”，当时张仲景在建安（汉献帝的年号）纪年以来未及十年张氏宗族200余人，竟陆续死亡三分之二，其中“伤寒十居其七”，在这种情况下，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参考汉以前的医学典籍，著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所以也引发了邱竹君学术上探本求源，并对仲景以后一系列伤寒注家学者医著的考研。譬如，他认为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对仲景著作采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则用《内经》理法加以注解；而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二十卷，汇集诸家之论补仲景阙略。邱先生认为这三种学术观点颇具典型性，他深得张仲景“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之旨，他的认识论别具一格，给后学深研《伤寒论》指明了一条捷径。

    所谓“求全”，邱竹君先生特关注于《伤寒杂病论》的全面阅读，他采取“原著合参，考遗补佚，泛览掇英”的方法，力求详尽，力避偏颇。他认为，《伤寒论》以病机为纲领，六经辨证，审因求治，据证列方，取法合度，配伍严谨。他也认为，历代诸医家诊法用方各有精萃独到之处，他说：“凡有一长可取皆我师也。”他虽然擅于伤寒，也对清代江南名医风行的温病学说兼收并蓄，应用于临床，且每能见效。偏隅小镇能有这样的医道大家近世并不多见。

    所谓“求真”，亦是医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发挥，他将推敲理法与验证实践两者相结合。作为从事中医临床，能够结合理论，尤其是诸家与典籍对照，再回到临床的，这样的医生凤毛麟角。对照经文，其中一些关键字词诸家论辩纷纭，邱先生以版本、注家、训诂等多种方法和手段详加辨别，剔伪补阙。譬如一张仲景古方吴茱萸汤，一医家说是，一家说不是，一家说应改易，他认为这张方子治呕吐，如非中寒浊逆则不相应宜，必须“重在辨证，始可论治”。说明邱竹君先生深得伤寒要旨，细微处见功夫也。

    所谓“求用”，邱竹君先生认为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治学之宗旨就是治病救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常用陆游的这首诗来勉励门人认真研习学问之道。他倡导精读熟读，揆常衡变，举一反三，条分缕析，广搜博采，运用自如。

    邱竹君先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积累，其中许多是仲景方，相当得心应手。解放前，启东有一妇女患伤寒，寒热起伏，一日数次，迭经医治，病情日重，以致大汗淋漓且有便血，因失血过多，面如纸灰，奄奄一息，此时医者束手无策，遂告准备后事。翌日，邱竹君应邀诊治，投仲景黄土汤加西洋参，以救阴回阳兼清积热，昼夜频服两剂，汗敛血止，神清气展，次日可轻声说话。其方黄土汤有甘草、生地、白术、附子、阿胶、黄芩及灶心黄土组成，具有平调以实中，温煦以启下，兼补兼涩，亦清亦温，加西洋参大补元气，回阳救逆，所以能调脾肾以摄血。黄土汤是金匮名方专为便血而设，邱氏配以大剂西洋参针对汗出亡阳，切中病理，能力挽狂澜，医者高明全靠成竹在胸，处变不惊，令人叹服。

    惜乎邱竹君先生有许多经方典型治验和临床心得体会，在十年动乱中，几经抄劫，散佚无存，部分遗稿在身后，由其子及门生编印成《邱竹君临床经验》，只能是一鳞半爪，亦弥称珍贵。其中自创方剂十余种，均是经验应手之作，如以苓桂术甘汤加味可以组成调理脾胃和治眩晕两种方剂，读后便知欲探其中奥妙少不了伤寒理论功底；有治肺结核咯血用生川军攻伐，祛淤救肺，须知配方组成标本协同之功；至于治冠心病拟出三张方剂，乃是针对不同病因、病症而设，中医所谓真心痛、厥心痛、胸痹、心胃痛等，应通过细心诊断方能驾驭自如。还有医治早期肝硬化、妇科白带、小儿流涎诸方，不一一介绍。也有采用信面治癞痢头，似与经方大家医术相悖。至于返照汤可能为应患者家属要求所拟，方中野山别直参等确有救脱返照之功。此两方一是毒性太大，一是浪费药材资源，如今看来不宜提倡。区区一二方，瑕不掩瑜，也符合处于农村集镇的医疗特点。

    建国后，邱竹君先生曾加入联合诊断，当选为1－6届县人大代表和1－4届县政协委员。于1975年因病去世，当时曾有悼者题赠一副挽联：“大病仍从容，总怀着劳动人民千般病；清流伴遗体，空悬了远近群众万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