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率先在从来没有京剧的南通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戏剧学校——伶工学社，聘请戏剧家欧阳予倩负责，他筹资2万元，另外筹年费12000元，招生60名。还从上海聘请京昆名家来通执教，保证了师资质量。并且废弃了旧科班的体罚制度，以新式教育取而代之，培养了一批京剧艺术人才，大多数学生毕业后成了各剧团的台柱子。演出要有剧场，当时南通的剧场设备落后，张謇毅然投资，仿照上海的天蟾舞台的式样，建造了一个空气流畅，音响效果佳，舞台设备完美，有1500个座位的剧场，张謇亲自命名为“更俗”，取“移风易俗，整肃风气”之意，这在当时都是属领先的戏剧事业，引来了南北的京剧名家纷纷到此献艺，不仅在南通普及了京剧艺术，而且对社会风气的改变起到了良好的教化作用。

　　张謇先生对京剧人才格外器重，爱护有加。他深知“三年可出一个状元，十年难出一个好演员”的含意，与号称“伶界大王”的京剧名伶梅兰芳的忘年交保持了十多年。早在1914年10月，年逾花甲的张謇状元与崭露头角弱冠之年的梅兰芳在北京初相识，看了梅兰芳的《黛玉葬花》，在众人称赞的叫好声中，张状元出于对京剧新秀的关爱，开诚布公指出了黛玉台词的欠妥之处，得到梅兰芳的认可，从而结为知音。后来张謇回通搞实业，在繁忙的事务中仍不忘同梅兰芳的交流，书来信往50余封，围绕京剧这个中心畅谈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1920年至1922年三年之内，他三邀梅兰芳来通献艺，这在全国中等城市中属首家。张謇邀请梅兰芳演出，不光为了娱乐，更为京剧界的团结牵线架桥。当时的京剧界门户之见颇深，无形中形成了南北两派，“北派”也称“京派”，以梅兰芳为代表，讲究传统的唱法，但不易接受其他派别的唱法；“南派”称“海派”，善于改革京剧中的一些陈旧的东西，但有时存在华而不实的不足，流行于上海以及南方地区，以欧阳予倩为代表。张謇认为两派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他匠心独运，将南北两派京剧的领军人物请到了更俗剧场的落成典礼上，在楼上特辟“梅欧阁”，借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与欧阳修之名，亲撰“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卢陵今古人”的对联，希望南北两派取长补短，携手共图振兴京剧大业，其良苦用心促进了南北的合作，对京剧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也值得京剧从艺者借鉴。

　　张謇推崇京剧，看重它的“高台教化”的德育功能。他早就说过：“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可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因此，他在京城时，就摒弃传统偏见，与小他40多年的京剧名伶梅兰芳建立了友谊，他在1917年10月25日致函梅兰芳说：“世界文明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与一县为嚆矢（先声），至于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这一“捷”一“便”，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戏剧改良社会，促进精神文明的艺术功能，是别的艺术门类难以相提并论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提出：“我国社会风气不良极矣，社会不良，实业不昌，教育寡能，无可言者。而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这里提及的戏剧当是京剧，因为他那时认准了博大精深的京剧有教化作用，这在梅兰芳首次来南通演出时张状元亲笔写的舞台楹联中略见一斑：“真者犹假，假何必非真，看诸君粉墨登场，立异标新，同博寻常一笑粲；古或胜今，今亦且成古，叹三代韶音如梦，穷本知变，聊应斟酌百家长。”

　　张謇的戏剧理论固然精辟，然更感人的是为了京剧的弘扬搭平台的务实作风。1919年，张謇先生对京剧的各方面都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演员的艺名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也要过问，名旦“芙蓉草”在更俗剧场挂牌演出时，一次，张謇先生问他艺名的意义，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张謇就说：“芙蓉有花无草，这个艺名欠妥，建议用原名赵桐珊好。”有一次问“小三麻子”的艺名意义，回答说“是跟三麻子学过戏，故名”，张謇说“麻子是人的绰号”，用作艺名不雅，建议他用“李吉来”的本名。伶工学社的“李金章”，张謇取古文“斐瓤成章”之意为他改名“李斐章”；又取“淮次于江”之意为“葛淮”改名“葛次江”，这位解放后当了福建省京剧团副团长的名家，60年代还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张謇对京剧钟爱的雅兴，造就了南通的一大批京剧爱好者，即使在戏曲跌进低谷的年代，南通的京剧票房活动仍然十分红火，有的票友还在全国的比赛中获奖。张謇先生说得好：“中国的戏剧，不但文学一部分有价值，传统的优秀演技，也应该把它发扬光大。”今天在党中央“提高软实力”的号召下，教育部作出的“京剧进校园”的决定，是对张謇先生的京剧理论的发扬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