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里的鱼水情，是生死相依的鱼水情，人民子弟兵全靠老百姓才能生存下来，没有老百姓的关爱，子弟兵就不可能继续战斗。

　　笔者是当年身体力行者，回忆60多年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1940年7月29日黄桥大决战后，新四军东进在苏中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东进背枪没背粮，当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向老百姓借粮捐粮来解决军粮大事。以后逐渐改成向老百姓征收公粮。征收公粮面广量大，这么多粮食藏于何地？当时采取“藏粮于民”的方法来保管公粮，在中心地区选择为人诚信、屋不漏、能挤出地方囤粮的农户来保管公粮。农家住房很紧，家中囤积公粮后，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但都默默承受，且以保粮为荣。中心区各乡还都建立了隐蔽的粮站，备足大米，供部队随时提取。

　　有了粮好办事，米朝南，布朝北，将北部的大米运往苏中南部通、启、海三县，换了当地百姓用手工纺织成的土大布，运到北部加工成灰色，制成军服，解决了军队着装的大问题。

　　我们在游击环境中活动，每天都要移动住地，在五六十里范围内的各庄轮流大转，不管人多人少，都要挤住到老百姓家里，有时檐下都躺满了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中有“上门板、捆柴草、地下扫干净、水缸挑满”等，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时间一长，住的次数多了，我们同房东就成了亲友一样。一位房东王老大伯见我生活艰苦，竟要送给我一担稻子改善生活，我虽婉谢，但非常感动；有位房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冒着性命危险，救了我们。

　　那是1947年时候，敌人的正规军、保安团、还乡团对我们日夜联合清剿，我记得有49天没打开背包，没解过衣钮，没洗过脸，没洗过泥脚。有一天晚上我们部队经过陶衣庄时，我忽见前面有一人突然撞倒在路边的大饼炉子上不动了，我急忙去拉他，见是陆指导员，推他叫他都不醒， 此时我们后卫部队要走完了，意识到处境危险，因暗藏在庄上的还乡团经常袭击我掉队人员，我急忙把他背到庄后的田中心，把他弄醒后，两人认为各庄都有还乡团，沟河边、田里光秃秃无处躲藏，天亮后无处藏身。我冒险把他带到尤家舍庄西头一位房东家门口，我把头伸进窗洞低声喊：“尤启福！尤启福！我是××！”喊了二三十声，陆指导员把我的衣服拉破了，让我快走。就在此时一只大手往我肩上一拍，我一回头，原来正是尤启福，我对他耳语几声后，他着急地说庄上有还乡团！快走！说完立即带我们向南走，手指巷东一家泥墙洞，我们立即钻进洞中，发觉里边全是稻草，就知道这家是外出户，大门已用土坯砖封住，比较安全。我们一觉醒来，见天微亮，两人正要商讨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时一块泥巴扔在了稻竹上，我见洞口上放着两大碗糯米粥，两人端起来就吃。再往外一看，已有油灯亮着，才知道原来已是第二天的黄昏了。两人便钻出洞，为了保护尤启福的安全，未向他告辞，就飞奔出庄。后来我们部队改制，离开了该地，解放后我曾按老地址去信三次给尤启福，未见其回信，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位敦厚善良的尤大哥！

　　水网地区路很少，部队行动时要用民工民船，当地人管这叫听差。听差是件平常事，但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里，听差民工行船极为艰苦：当篙子从水中提上来时，水未来得及滴掉就冻成了冰，几次一提篙子上的冰粗厚得手无法抓上去了，要用稻草把冰擦掉再撑，但几下子一来又无法抓稳了，如此反复，我们看在眼里，十分心疼，恨不得把手伸到河水中去划，以减少民工的艰苦；当年的后方医院在盐城西乡上岗地区，离我们的活动地约200里，每次送伤员，都是民工一篙一篙撑着去的，顺风顺水每小时行10里，相反每小时只行五里。伤员及护送人只一天不吃饭能坚持，民工是不能不吃的。每当吃饭的时候，船行到庄子时，就上岸向人家要饭吃，老百姓听到是听差的民工，自己不吃先给民工吃饱，这是老百姓自发的一条规定，也是民众质朴的拥军之举。

　　民工参战的事迹也很多，以兴化城为例，兴化城在昭阳湖中，无路可通陆地。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后，盘踞在兴化城内的伪军22师师长刘湘图凭着兴化城的地理优势和坚固的工事，拒不向新四军投降。我军于8月28日夜开始攻城，用小船划着向敌人密集的火力网冲去，经过几昼夜的血战，共冲锋32次，攻克了兴化城：俘伪师长以下4200余人；伪军伤亡700余人，我军伤亡1230余人；民工也伤亡220余人。

　　我们人民子弟兵的衣、食、住、行四件大事，全靠老百姓的关爱，如果没有这些关爱，我们还能如此幸运地生存下去吗？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艰苦，但他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同仇敌忾，共度难关，这种极其深厚亲密的鱼水情、鱼水亲、鱼水恩，60多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永世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