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究竟葬于何处，“义乌说”和“南通说”争论有年。义乌是骆宾王的家乡，后人为先贤营墓，是情理中事。而南通本与骆宾王无涉，既有墓在，便不会空穴来风，显然更有依据。明人邵潜的《州乘资》和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都曾记述明正德九年（1514），通州（今南通）城东黄泥口发现骆宾王墓一事。明末清初时，崇川（南通）人邵干听说当地有骆宾王墓，专门写了一组《谒骆宾王墓》诗，在当地甚至到骆宾王的家乡浙江义乌，广泛征求应和。徐敬业的35世孙、海门人李于涛看到邵干的诗，公开了自己的身世，在所著的《雪崖外集》中，根据家谱印证了此事的可靠性。乾隆《狼五山志》载，清乾隆十三年（ 1748），寓居通州、崇敬骆宾王的闽人刘名芳（号南庐）于黄泥口访得骆宾王墓，而将其迁葬狼山。1933年，骆宾王40世孙骆奉升收录了明代以来探寻骆宾王墓迹的文章，编成《骆文忠公墓考》文集，其中大多数文章肯定了“南通说”。已故南通籍著名史学家、曾任南通市博物苑副苑长的管劲丞生前作了大量权威性的考证，论证了骆宾王兵败后逃往当时还在江中的南通狼山，后隐居今吕四港一带的“白水荡”。 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骆宾王研究专家骆祥发是骆宾王的后人，但他并不袒护家乡，而是以10多年的研究经历和7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坚持己见，认为骆宾王终老南通，埋骨于南通黄泥口。黄泥口地处今南通城东北郊濠河边。骆墓究在何处的问题似乎已经十分明朗。 不料《海门日报》9月22日爆出骆宾王墓在海门城东的说法，作者说，“1821-1850年编纂的《道光海门志》”中记有“唐骆宾王墓在县城东（道光时的海门县城即现在的海门镇）”。这着实令一向关注此事的我精神为之振奋。但仔细研究下来，却是一场空欢喜。
所谓“1821-1850年编纂的《道光海门志》”，应该是指道光十一年（1811）年由丁鹿寿根据李兆星所编的旧志“取所存旧志，增之损之，重加是正”的《道光海门县志》（1990年版的《海门县志》误称其为《道光海门厅志》）。该志署名“邑人李兆星左园纂辑、邑人丁鹿寿苹野重订”。丁鹿寿解释说“国朝李左园志八卷耳，距今一百七十余年，县久倂州，往迹已在若存若没之际，更数十百年，遗迹尽矣，故取李志录存之，以备县籍掌故”。其时距离海门因土地坍塌殆尽、人口只剩二千而被朝廷“裁县为乡”的康熙十一年（1672）已有139年。丁鹿寿此举，其实是为已经不存在的海门县做一个历史的总结。在这本志中，明确记载了“白水荡，在吕四场，唐骆宾王因李敬业兵败逃匿于此”（即白水荡是个地名，并非臆测的所谓因未成陆“当时的东布洲一带是白水荡”），也确实记载了“唐骆宾王墓在县城东”。但是，这里所指的县城却并非今天的海门镇，而是海门县治因大水淹没而一迁礼安、再迁余中、三迁金沙，于明嘉靖年间在金沙场以南耗银17920两，大兴土木建设起来的县城，“县治在通州城东四十里”，这在这本县志所附的地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丁鹿寿还在他于道光十四年（1814）编的《静海乡志》中强调说：“东洲实海门县初建之所，与厅治远不相涉，即今厅治之地亦非前明海门县迁治旧址。”这里的“厅治之地”就是当年的茅家镇、今天的海门镇，而“前明海门县迁治之所”便是在金沙场南所建的县城。道光年间，连海门县也已不复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县城之说了。但我们也千万不能据此便认定骆宾王墓在金沙城东无疑，因为丁鹿寿在《道光海门县志》中说到骆宾王时又强调“墓在州境”即通州（今南通）境，而不说“在县城东”。这就是说，“在县城东”只是承袭了旧志的说法，而其时连这个县城也已为大水所淹，所有古迹也一定荡然无存，只让它们按古说留在书上而已。诚如丁鹿寿所说，“兹于旧志所有者，概不敢以己意去取”。历来修志，依葫芦画瓢的居多。而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方志家，丁鹿寿无疑对此说表示怀疑，而且他在志中“骆宾王墓”条下记有“见涌幢小品”一语，足见他完全知道骆宾王的遗骨在通州黄泥口面世一事，并且也已实实在在地看到早在63年前由刘名芳将墓迁到了狼山，于是丁鹿寿在书中的另一处笼统地说“墓在州境”。既正视现实，又“未敢以己意去取”而否定旧说。
另外，还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海门镇的成陆年代。我们看一下《南通成陆图》便可知道，截止唐代已经成陆的，有海安及今如皋的沿江一线、今南通所在的胡逗洲、自金沙往东的南布洲和吕四及以西的东布洲，此外均为一片汪洋。海门镇所在的裙带沙的成陆，则是清代康熙初年的事。因此，唐代的骆宾王也就绝无安葬于此的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