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栋

　　1979年，为抢救党史资料，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党史办。南通地委作为红十四军家乡的党组织，成立了《回忆红十四军》编校组。我父母均被地委选为编校组成员。他们频频往返于南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加了外调、采访、收集史料等工作，调查走访了李维汉、刘瑞龙、黄火青等十几位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同志，黄火青同志认真回忆了他1930年在海门领导红十四军一团的斗争经过，给父亲写了一封回忆当年斗争的长信。

　　

　　

　　留苏回国   委以重任 

　　

　　黄火青1901年5月生于湖北省枣阳市新市杨庄村，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1927年3月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不久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独立师补充第二营当兵。同年6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特别军事政治班、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第一步兵学校学习。入苏联步兵学校两年后，回国和李硕勋等一同创建红十四军。

　　1930年5月下旬黄火青回国到达上海，会见了红十四军和通海特委的负责人李超时、黎时中（军参谋长）、刘瑞龙等。然后由交通员俞三（俞秀岩）带路乘船到海门。

　　我父亲向黄火青同志调查、了解红十四军的斗争史后，1984年7月1日黄火青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始这样写道：

　　一良同志：

　　我在红十四军的三个月，正是“立三路线”统治党的三个月。我和秦超同志，1930年5月底回到上海，中央分配我俩到江南省军委工作，省军委书记石心（即李硕勋同志）分配我俩去南通红十四军工作。去前由军长李超时同志、参谋长李xx，在大中华旅馆五楼，刘瑞龙在座，交代任务和工作。秦超任红十四军一团团长，我任政委兼参谋长，该团任务占领金沙，进攻南通，切断长江，响应南京暴动。会后俞锡合陪同，交通余三、余四带路，坐船到大（天？）生港进入通、海游击区。

　　……

　　就这样，1930年5月，黄火青同志在苏联学习了两年多后，被党中央派往通、海游击区任红十四军一团政委兼参谋长。

　　

　　

　　形势严峻   斗争残酷

　　

　　黄火青面临的是复杂、严峻的形势。部队的装备极差，大半是短枪，还有不少是梭标、大刀；战士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重兵驻守城镇，对红军实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他虽在大革命时期背过几天枪，但没有实际的军事工作经验。在苏联学的又是课本上的一套正规军的知识，在红军里一时又用不上。

　　当时，按照黄火青同志的设想，部队应该进行整顿，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素质，组织部队打些小仗，积累经验，鼓舞士气。可是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上面却要求占领金沙，夺取南通城，配合南京暴动。那时，国民党在金沙就驻有一个团的正规军，红军没有充分准备就向金沙进发，半路上即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

　　此后，秦超、黄火青把打散的红军战士重新召集起来，以机动游击的战术继续坚持斗争。秦超作战勇敢，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在一师（即信中的一团）所进行的几次战斗中，秦超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枪林弹雨中，表现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7月的一天，秦超和黄火青带领部分战士在转移途中遭敌伏击，仓促应战。秦超用步枪向敌人射击，同时指挥部队撤退。看着部队已走远了，黄火青赶紧拉着秦超一起后撤。秦超不幸中弹牺牲。黄火青同志在1984年7月1日给我父亲的信中还提及红十四军战后情况（此役为三打汤家苴，今王浩镇境内。——编者）

　　……没过几天，我们部队某地（估计在姜家营西南，纱厂以西）午饭后，据报有敌情，部队转移时，又遭敌人伏击，秦超同志牺牲。后我们决定消灭小股民团，先打土地堂，打是打进了，但未消灭敌人，我受伤了。经凤凰镇由小学校长同志找一乡间西医，给了一包“海淀方”和药棉，抬到骑岸镇交通张三麻子家，后转姜家营姜老汉家，9月26日，由余四送我回上海。……

　　

　　世纪老人   毕生革命

　　

　　黄火青同志1978年3月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0年特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检察厅厅长。以80岁高龄担任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在审判厅怒斥江青的胡搅蛮缠，成为当时电视观众瞩目的新闻。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十五大的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就是黄火青。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黄火青同志于199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战争年代的黄火青同志

　　黄火青和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