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黄培希先生的文章《范仲淹与范公堤》，首先对黄老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表示钦佩。但对黄老认为的，范仲淹修筑的“一千年历史的海堤，东灶港今天还有遗存”的看法本人不能苟同。

　　本人认为，不仅海门没有范仲淹修筑的“范公堤”，南通也没有。实际上这个结论，在清代就有定论。清代学者指出，南通的海堤仅是北接“范公堤”，并非范仲淹所筑，之所以有人称其为“范公堤”，是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而已，“前后筑堤非一人，至今群口惟仲淹”（程岫《范文正公祠》）。上世纪50年代，南通史学家管劲臣先生经过考证，在他所著的《各场海堤非唐宋捍海堰》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南通的范公堤非范仲淹所筑。去年4月《南通日报》又针对南通各地修志中对于范公堤的记载有所不同，发表了孙保林的文章——《范公堤史实》，指出：“范仲淹所筑堤岸北自盐城大丰刘庄，南止海陵（今泰州，黄培希先生注为南通是错误的）东台富安，全长142里余，原名捍海堰，亦称常丰堰。”从这一段话中，已明确范公堤向南只修到当时泰州府的东台县富安镇，东台向南非范仲淹所筑。同时该文还介绍了范仲淹筑堤的经过，范仲淹筑堤是在宋天圣三年（1025），当时范仲淹是兴化县令，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筑堤遭到指责后被调离，尽管泰州知州张纶根据范仲淹的建议继续修筑，但张纶也只在泰州范围内修筑至东台县富安镇，因为张纶是延续了范仲淹修筑的海堤，所以历史上把张纶修筑的堤也称之为“范公堤”。南通的海堤修筑较为完整的记载当为宋庆历中（（1041—1048）修筑的“狄公堤”。1041年通州修筑“狄公堤”时，已是泰州“范公堤”修后的15年，时范仲淹远在陕西延州（今延安）任知府，不可能顾问江苏通州府的事，所以 “狄公堤”修筑与范仲淹无关。至于海门的“沈公堤”，是在宋至和年间（1054—1056）修筑的，时范仲淹已故。

　　但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倡导修筑的“范公堤”，其作用及对后人筑堤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人们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把后人将“范公堤”北延至阜宁，南延至海门的千里的海堤都说成是“范公堤”。实际上这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对“范公堤”的赞美，对范仲淹的歌颂。但作为历史研究，还是要还原历史的。

　　海门的“沈公堤”，除了有“范公堤”、“捍海堰”之说外，还有一个别称——“皇岸”、“老皇岸”，这与盐场出资有关。南宋乾道七年（1171），经泰州知州徐子寅协调，泰州境内三个盐场（栟茶、丰利、掘港）经朝庭批准后共同出资，修筑了一条北自海安旧场，南至如皋掘港（今属如东）的长160里的海堤，因为盐场化的是经朝庭批准的“皇粮款”（公款），故称这段堤为“皇岸”。而海门筑的堤，有相当一部分是筑在盐场里，是经朝廷批准由盐场出资的，特别是明代修筑的“姜公堤”，主要是为了发展盐业生产而修筑的，所以余东盐场出资较多。因此这些海堤也很自然地多了一个“皇岸”的别称，而当新的堤——“姜公堤”筑成后，即成为“新岸”或“新皇岸”，原先的老堤——“沈公堤”又变成了“老皇岸”。

　　关于“沈公堤”的遗址，本人曾在《海门日报》、《江海春秋》等报刊发表过文章，“沈公堤”的走向是东西向的，在今通吕运河两侧，从今四甲镇的范南村（即该村在“范公堤”——实为“沈公堤”——南）、王浩镇的岸头镇（“沈公堤”的一处岸头）、正余镇的大岸桥镇（“沈公堤”的一处较大的岸堤）、包场镇的岸北村（即该村在“沈公堤”岸北）、东灶港镇的堤北村（即该村在“沈公堤”北）等地名中还可以找到“沈公堤”的痕迹。“姜公堤”在“沈公堤”北约6里，在今“新岸河”、“新岸村”（现属王浩镇）的地名中留有“姜公堤”的痕迹。

　　李元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