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栋

　　父亲保存了一张1953年从武汉寄往北京的实寄封，上面记录有很多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从这件家庭文物中我们能看到那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看到中国邮政历史的一个小小片段。

　　父亲1953年7月初从武汉大学毕业，因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且品学兼优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党校工作，出发报到时间紧迫，学校尚未发放毕业证书，这封信就是父亲到北京后武汉大学注册组把毕业证书等材料寄给已在中央党校工作的父亲的一封挂号信。

　　信封是旧式竖写的长信封，长24.5厘米，宽10.7厘米，中间印有醒目的一个长方形的红框，信封正面用毛笔写着收信单位：北京马列学院，收信人：黄一良同志，寄信单位：国立武汉大学注册组缄，1953年7月10日。左上角贴有两枚邮票，一枚是红色2000圆的故宫角楼，一枚是红色800圆的天安门，邮票上清晰地盖有寄出地的邮局邮戳：“武昌1953年7月11日16”。信封的背面盖有到达地邮局的落地邮戳，虽不太清晰，但也能看清：“万寿山，7.14”这几个字，“万寿”两字是繁体字。落地戳是盖在邮件背面的戳记，是实寄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表示一个邮件到达投递局的日期。人们从销票的日戳和落地戳上，可以了解一个邮件由甲地到乙地的邮寄时间，从武汉武昌——北京万寿山，两地邮戳、邮路清晰，7月11日至7月14日仅仅用了3天这封信就寄到收信人手中，可见建国初的邮政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收信单位：北京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1947年，中央党校撤离延安。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刘少奇兼任院长。解放后，马列学院即迁往北平。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所以在北京马列学院这一校名是1949年至1955年期间使用的。1953年武汉大学寄给父亲的信正是中央党校称为马列学院那段时间。那么信封的背面为何盖有到达地“万寿山邮局”的邮戳呢？解放初期50年代中央党校只有南院一个校区，南院与皇家园林颐和园仅一墙之隔，在中央党校门口不远就是万寿山邮局，党校的报刊信件都由万寿山邮局投递。党校的南院在清末是慈禧等皇族唱戏班子的住所，有山有湖，有茂盛的花木，幽静的小道，古老的石人像，从西面玉泉山、昆明湖流进的泉水缓缓注入小湖，中央为马列学院选的学习环境十分幽静。

　　信封左下角印有“国立武汉大学注册组缄”，其中国立两字被毛笔圈掉，这也反映校名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大学的校名是“国立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02年更名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于1913年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大学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国民政府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后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为“五大名校”。 1949年解放后，国立武汉大学被中国共产党接管并更名为武汉大学。所以这张信封应是解放前印制的，武汉大学注册组寄出时把国立两字用毛笔圈掉。

　　现在人们通讯多使用电话、电脑，很少寄信，实寄封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