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在我看来，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它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大众参与的广泛、盲目和躁动，“文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政治运动的狂潮，它披上了一层对大众进行政治启蒙的面纱，事实上却是最缺乏民主、最缺乏自由、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它与“启蒙”精神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小说中的南昌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身份，竟然斩钉截铁地与父亲划清界限，把父亲称为是“叛徒”、“修正主义者”，而且，他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得出这个判断的，类似的事在小说和现实中不知有多少。于是，“启蒙时代”的命名便具有了一种反讽和戏谑性。
　　其次，“启蒙时代”是一种市民的启蒙。“市民”、“小市民”，长久以来一直是贬义词，在泛政治化的年代里尤其如此。那些琐碎的、日常的，又带有些精致、细腻的东西，在年轻人南昌眼里是鄙夷和不屑的，毕竟，粗糙的年代容不得这些“消极”之物的存在。而南昌最终却臣服在市民意识形态之下。“小老大”是一个出身复杂生活环境优越的小知识分子，他家里布置的全是精致的玩意儿，他知识渊博，情感颓废而带有诗意，孱弱的身体携带着传统知识分子常见的标记：肺病。他不懂什么路易、波拿巴、马克思、恩格斯，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国际局势，他是市民阶层、市民意识形态的象征。然而，夸夸其谈滔滔不绝有雄辩症的陈卓然和南昌无一不被他的趣味和爱好俘获，似乎“小老大”用一种细微无声的东西糅合了他们粗糙的内心，这充分显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顽强生存能力和渗透性。在政治无处不在、在标语漫天飞舞的时代里，居然还有一群年轻人被那种精致和细腻吸引，居然还有着“小老大”这样的人，居然还有着聚集了各色人等的沙龙——“小老大”的客厅，他们无所不谈，跳芭蕾、听唱片、看内部电影，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时尚和潮流，市民的追求和思想在种种面具之下合情合理地大行其道。即使是强大的政治、狂躁的宣传也没有让它销声匿迹。
　　更重要的是，“启蒙时代”还是一种青春的启蒙。对于六九届初中生、高中生，以及更多在“文革”度过了青春的人来说，“文革”也是他们的成长期、身体的发育期和心理的成熟期。“文革”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更是成长意义上的。王安忆把那段混乱时期同样混乱复杂迷茫的少年心理刻画的入木三分。在政治上，他们自认是革命的正统，父母的身份却复杂而暧昧，他们是懵懂狂热的，又是失落痛苦的，他们经历了造反派的兴奋，也饱尝了被冷落后的孤立。在粗鄙的年代里，少男少女情窦初开，七月和舒娅，南昌和珠珠，他们的相互试探纯净而美丽，“文革”中独特的恋情微妙而有趣。他们的青春也混杂着身体的狂热，喜欢珠珠的南昌和嘉宝走到一块去了，因为珠珠太过遥远而嘉宝触手可及，而还不知责任感为何物的南昌使嘉宝怀孕了……对于青春来说，无论时代背景多么不同，年轻人的心路历程都是相似的，青春的启蒙对于在“文革”中成长的年轻人独具魅力，它给那个灰色的时代增添着活力和丰富多彩的颜色。
　　王安忆对“文革”的叙述，在平静中暗藏着复杂和多调的力量，这使得那个时代在我们眼里变得丰富而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