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民族而言，如果历史伤痛和人文风景消逝得太快，那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好在总有一些人能够常常向后回望，于是才有了真相、教训和启示。朱幼棣所著的《后望书》，就是这样一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文本，无论是正视历史的勇气还是思考问题的深度，都让人敬佩。

《后望书》收入了作者近年所写的十篇“后望记”，每篇少则万余字，多则两三万字。它们分别是“三门峡：无水的淹没”、“北京的‘脸盘’与根”、“欧风美雨荡涤下的中国城镇”、“审美，景区与景观”、“西北：缺水背后的真实”、“危机：从敦煌到罗布泊”、“迷失的黑河”、“大调水：用什么维系国家与民族的血脉”、“世纪移民”、“回望奉节”。从这些篇什中，至少我们可以抽出这样几个关键词：“缺水”、“环境恶化”、“水利建设”、“生态保护”、“历史古迹”、“文化遗产”、“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不难看出，作者在写作此书时，力求言之有物，并将侧重点放在“兴修水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和“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之上，其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看看作者在开篇中是如何回望三门峡这一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从前苏联请来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当时，苏联专家随手一指，对随同的中国同行说：“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中国水利专家也频频点头认同，唯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了完全反对的意见。他认为，在三门峡建大坝，水流在库区变缓，势必加大此段黄河的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会抬高，这将直接威胁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游的洪水之灾也将移到中游。他还表示，指望黄河变清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此后，并没有人注意到水利专家黄万里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并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但最终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不愿看到的事实：修建三门峡水库，被圈定在水淹线内而被毁灭的千年古城就有潼关、陕州、蒲州和朝邑。而到大坝真正蓄水时，这几座古城其实并未在水淹线内，可它们已被错误的虚高水位线永远“淹没”了！如今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得失也已经越来越接近结论，为此，朱幼棣在行文过程中不时发出这样意味深长的叹问：“苏联‘老大哥’不懂中国的历史，不懂中国的文化，不能苛求。难道那些学富五车的中国专家学者也不懂吗？”目睹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感极而悲。

在《后望书》中，朱幼棣最关心的是民生问题，因此绝大部分篇什都与水有关，并把聚焦重点放在西部生态，将西北生态链条中最脆弱的那一段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缺水背后的真相，看到了一切危机为何从水开始，看到了大调水的隐忧与尴尬……透过这些沉重的“后望”文字，我们不禁要问：作为给决策者提供过决策依据的许多专家学者，为何在事后出现问题时习惯于保持沉默？为何就不能发出一点反省的声音和写出一点警世的文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缺少人文精神的科学和缺少科学精神的人文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可怕结果？

从文体上说，《后望书》属于“历史地理散文集”。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大量数据，以及所进行的缜密分析与逐层递解，无一不透露出其学者般的底气，而且也正是因为具有学理上的底色，使《后望书》避免了常见的书生式感怀。即便从专业水准来看，朱幼棣也算得上是一个优秀历史地理学者、环保学士和水利专家。其实他早年的社会身分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出版《后望书》时则是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的司局级官员，而从本质上来讲，他却是一名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

在西方，知识分子被视为“土壤中的盐分”，他们“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他们总是把利益冲突转化为理念冲突，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如此说来，朱幼棣在《后望书》中所进行的一切“后望”，为的是我们能更好地前瞻，更好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