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开启中国读者心灵之门的金钥匙，那么这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是中国读者重温作家写作魅力的最佳载体。看到《寂静的房子》，自然想起契诃夫的《樱桃园》。二者有必然联系之处。“老宅”与“废园”，可谓“同病相怜”，但“寂静”二字仅是表象。读《寂静的房子》，证明判断无误，与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及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异曲同工，其核心与“寂静”无关，内部正酝酿暴风雨。

　　该书讲的是20世纪初，塞拉哈亭·达尔文奥鲁被政敌赶出伊斯坦布尔，携妻子法蒂玛定居于天堂堡垒。塞拉哈亭一生都在创作一部“可以唤醒东方”的百科全书，可到死也没能完成。多年后，只有他的私生子，侏儒雷吉普作为仆人与法蒂玛一起生活在古旧而寂静的老宅。和以往每个夏天一样，孙子法鲁克、麦廷和孙女倪尔君从伊斯坦布尔来看望法蒂玛，他们谈论同样陈旧而空洞的话题，而后就各回各屋，各干其事。可是，短短几天里，这寂静的房子内外，充满了喧嚣与骚动：每一个人都要适应变化巨大的环境，面对自己摆脱不掉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迷惘，爱情和仇恨；他们有的失落了信仰，有的找到了不同的信仰，有的为自己所谓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一座老宅无法保持它的安详。

　　读后，自然与《我的名字叫红》相比较，最大特点是角色扩大化。《寂静的房子》（1983年）是在追问“我是谁”，而《我的名字叫红》（1998年）就变成追问“我们是谁”了。这意味着，其一，“我”无法自我定义，必须有他来定义，即帕慕克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换言之“回响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的问题”。其二，“我”不是个体自我，而是群体自我，是“我们”，也就是集体、国家、社会、民族和文化。所以，帕慕克通过小说，“我”是在思考一个社会、一群人、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部落、群体和国家，人们通过阅读小说，从中找出“我”的位置。

　　那么，《寂静的房子》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个人认为，该作品与其他作品思路基本相同，都与土耳其的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小说中没有核心故事，每个角色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在那几天里经历的事情，最后以倪尔君的死结束。我想，作者有意借他们的眼、鼻、口、耳，转而描述伊斯坦布尔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旧冲突，及社会历史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不安罢了。其实，今天的土耳其处在东西方历史与现状的夹缝正逐步失去自己的身份，帕慕克真正目的就是寻找身份认同。换句话说，既有东方传统魅力，又不是西方现代风情。同时我还注意到，小说素材中交织着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这些东西很容易走向极端，导致伦理道德丧失。当然，与作者心理无关，据说帕慕克很喜欢鲁迅的《狂人日记》，却没有用比喻的方式来直接描写人们的痛苦，而是用一种近乎内敛的手法去书写，因为使命感迫使他选择这些，为他的国家、民族及未来努力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