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篇纪实小说《红岩》让人知道了一个孩子的名字——小萝卜头，电影《烈火中永生》又给了“小萝卜头”一个可爱的形象。其实，小萝卜头的名字叫宋振中，他是新中国最小的烈士。五十多年过去了，也许你会渐渐淡忘了他，但在小萝卜头姐姐宋振西的心中，弟弟永远9岁。
　　前几年几次拜访过小萝卜头的姐姐宋振西，知道她一直很忙，且2000年因病换肾后身体也不太好，一般媒体的采访都会拒绝。可当我有些为难地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江苏海门是革命老区，许多海门人对小萝卜头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亲切的感情时，76岁的老人欣然接受了采访。

　　姐姐偶尔读红岩
　　泪飞顿作倾盆雨
　　宋振西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春天的那个日子。
那天上午已从海军部队通讯部门转业到地方电话局的她，看到了当天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刊载了长篇小说《红岩》的选段，详细讲述了小萝卜头和父母在狱中的悲惨经历和英勇斗争的故事，“宋绮云”三字象雷电一样击中了宋振西，那不是爸爸的名字吗？小弟弟宋振中竟然被那么多革命者亲切地称为小萝卜头，小小年纪经受了那么多苦难，又机智勇敢地为革命作了那么大的贡献，她这个当姐姐的一点也不知道。之前虽然在童年就知道父母被敌人关进了监狱，在1950年就知道他们三个遇难的消息，但除了拼命工作，和许许多多烈士的子女一样，心中时刻绷紧一根“不能给烈士的爸妈抹黑”之弦，她没有多想别的。但那一刻，脑中长期积累的疑问，解开了；心中长久积累的心疼和思念，决堤了！
　　宋振西1931年在西安出生，是宋绮云的第三个孩子，那时爸爸正在杨虎城将军领导的《西北文化日报》担任社长和总编，妈妈也从国民党苏州监狱出狱两年了，狱中出生的两个双胞胎姐姐振平、振苏一个留在苏北外婆家，一个在西安。虽然爸爸工作很忙，报社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秘密为党工作。但对家庭来说，暂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4岁那年，振西被送回老家江苏邳县祖父母家。1943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来到他们家乡，未来得及逃走的祖父母惨遭毒打致死，临终前他们呼唤儿子，但哪里知道儿子已受“西安事变”牵连被关进监狱。祖父母的惨死，加上以后知道父母被捕的消息，使小振西从小就在心中洒下要报血海深仇的种子。1945年的夏天，淮北民主政府为培养抗日救亡干部而设立的四县培训班招收学员，振西报了名并顺利地被录取。半年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走过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迈过解放战争的漫漫征程，她从新四军文工团、野战医院到东海舰队电讯部门，经历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的历史时刻。1949年5月21日，解放军胜利渡江，南京解放了，振西当时所在的华东局机关驻进了伪总统府，她和战友们轮番坐在蒋介石的总统椅上，非常兴奋地写信回老家邳县，让乡亲们共同分享她此时的喜悦。1950年2月5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来到了，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广播里传来父母和小弟弟惨遭杀害的消息，组织特许宋振西赴西安参加葬礼，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即将打响，倔强的振西没有去西安，而是决心用实际行动为父母弟弟报仇，告慰亲人在天之灵。随后，她又投入解放江浙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她先后立功十次，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

　　三十载后重聚首
　　血泪亲情忆小弟
　　但种种遭际，比起弟弟小萝卜头，宋振西觉得自己的经历还是幸运的。年仅9岁的小弟关在监狱的时间长达8年之久，受尽了人间的凌辱和非人的折磨。他也许不知道公园，不知道电影，不知道糖的滋味。然而正是这个一生都生活在皮鞭声、铁镣声和特务恐吓声中的孩子，却聪明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难友们难以完成的革命任务。
　　小萝卜头共有姐弟7人，年龄排序依次是大姐振平、二姐振苏、三姐振西、大哥振华、二哥振镛和小姐姐振亚，小萝卜头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和爸妈一起被捕时还未满周岁。
　　“小萝卜头是个九岁多的孩子，头长得很大，身子却很纤瘦。他身上穿的衣服，还是两年前妈妈给他缝的，现在穿起来仍有点嫌大。他太不肯长了，只像个五六岁的孩子。他的手又薄又小，脚也只有一点点大，可是他的头却发育得比较正常，和身子不相称，显得异常的大。看见他的人，都爱摸着他可爱的脑袋，叫他‘小萝卜头’，连爸爸和妈妈也这样叫他。只有一个人，他的老师黄以声，才从小就叫他的名字——宋振中。”《红岩》中对小弟弟形象的描述，姐姐哥哥六人心酸地读过无数遍。可记忆中的弟弟还是个婴儿，小脸上有一对甜甜的小酒窝。爸爸妈妈被捕之时，大姐振平和三姐振西已被送回老家江苏，其余的姐姐哥哥都亲眼目睹了骨肉分离的惨痛时刻，当时年龄最大的是二姐１２岁的振苏，所以回忆起来最清晰。小弟弟喜欢姐姐哥哥抱他，并且往上抛，一下又一下，小家伙总被颠得咯咯笑个不停，小嘴还咿呀呀：“再来，再来！”爸爸被捕后，妈妈和爸爸的警卫员王以升叔叔四处打听关押的地点。两个月后，忽然有特务来送信，要妈妈去爸爸那里送换洗衣服。虽然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妈妈还是和王以升叔叔带着小弟弟出发了。
　　一别便再无消息。直到６年后的１９４１年秋，在西安的几个孩子突然接到由重庆寄来的一封信，拆开方知是她们的父亲宋绮云写来的。这才知道爸爸妈妈和小弟还活着，几颗受伤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当即按信上的地址写了回信，告诉父母在西安生活虽然很苦，但在地下党的关怀下还是上了学。后来，他们又按父亲的要求寄去了一张照片和一幅字帖。有一次，在父亲来信的背面，弟弟小萝卜头写了４个字：“姐姐，哥哥”，后面是一个大大的“！”最后一封信，是妈妈写来的，信中说：“你们的爸爸已经离开了白公馆，我和弟弟不久也要离开这里。”他们和亲人一共通了１１封信，后来才知道这些信都是通过韩子栋（《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利用外出买菜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来的。
　　1963年，失散近三十载的六位姐姐哥哥因为“红岩”，因为小萝卜头和父母，从各地赶到北京，相聚在留京从事科研工作的振镛家中。当他们知道弟弟狱中的老搭档“疯老头”韩子栋正好在北京住院时，立即赶去医院看望这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刚进病房，还未通报姓名，韩子栋便激动地叫：“排好，排好，谁也别报名字，我来猜猜认认。”原来，狱中的艰难岁月，他已经无数次地听他的亲密战友念叨过他们的名字。

　　红岩幕后故事多
　　英烈忠魂照千秋
　　北京的相聚，还激发了他们寻找史料，写写父母和弟弟英勇事迹的愿望。1964年，兄弟姐妹以宋振苏的名义出版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书。在收集资料，走访见证人的过程中，也揭开了《红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了解了父母弟弟惨遭杀害的具体内幕。
　　父亲宋绮云学生时代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奠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毕业后，于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习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中共江苏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29年被派到杨虎城军部工作，历任《宛南日报》主编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党内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安事变前后作杨虎城将军部队的统战工作,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卓著。抗战爆发后，出任杨旧部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以此为掩护负责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母亲徐林侠1926年在邳县女子师范读书时即投笔从戎参加北伐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江苏邳县第一任妇女委员，与宋绮云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培育了深厚感情，结为夫妻。1941年夫妇俩被捕，辗转关押贵州息烽、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及贵阳麒麟洞8年之久。
　　１９４９午８月下旬，特务头子毛人凤随蒋介石来重庆，毛人凤召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秘谈，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留痕迹地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一家的命令，并指派周养浩去贵阳把杨虎城、宋绮云等秘密押回重庆。９月６日，杨虎城父子、宋绮云一家被押往重庆。晚上10时许，押解杨虎城的救护车到达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原戴笠居住的戴公祠。杨虎城父子一下车，就被特务带进会客室，分别被早已埋伏在里面的刽子手用利刀戳死。深夜，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杨虎城幼女杨拯桂也被带进一间屋子，特务迅速掏出匕首，向宋绮云夫妇逼去，夫妻俩被逼到墙角。这时，妈妈徐林侠向刽子手请求饶恕两个孩子，刽子手睁着发红的眼睛，一言不发，用匕首向宋绮云、徐林侠狠狠刺去，两人倒在了血泊中。几乎同时，灭绝人性的特务卡住杨虎城年仅8岁幼女的脖子，一刀把她戳死。9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特务按倒在地，又是堵嘴，又是卡脖子，然后一刀猛扎了下去。时为１９４９年９月７日零时３０分，宋绮云夫妇时年均为４５岁。两门英烈，就这样倒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
　　小说《红岩》的大结局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但现实上演的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11月27日，小萝卜头的难友们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红岩》作者）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他们其实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一下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信仰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跋涉千里寻父迹
　　历经坎坷书传记
　　每每想到亲人遇害时血腥的一幕，宋振西的心就会抽搐。尤其是了解到父亲那丰富的革命经历，更激发了她沿着父亲的革命轨迹，记录父亲的革命史，告慰九泉之下父母的心愿。这也是姐弟６人共同的心愿。毕竟，大部分国人只知道小弟弟小萝卜头的故事，对父母的传奇经历却知之甚少。上世纪60年代，姐弟６人分头在各地对父母、弟弟生前战斗、生活、被捕、坐牢和牺牲的江苏邳县、南京，北京、武汉、西安、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等地进行了多次的调查，访问了父母弟弟狱中的难友梅含章、王凤起、葛雅波、李碧涛等。文革中《红岩》被打倒，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二姐振苏因《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书而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调查被迫中断。
　　文革后，“家史”调查重新启程。文革前千辛万苦收集的资料早已无法查找。在一家出版社，宋振西和二弟振镛意外地发现了200多封和父母或息烽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有关的外调信。“我们当时的血一下冲到头顶！如获至宝啊！”200多封外调信就是200多份线索，他们穿梭在各个历史见证人之间，韩子栋、江姐的儿子彭云、叶剑英元帅的夫人……连山上的尼姑也不放过，常常是一个人物要重复访问五六次，足迹遍布北京、江苏、西安等十多个省市，走访了数以百计的革命老人。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尽量借宿在亲戚朋友家里，或租住当地最便宜的招待所。在北京采访的一段时间，振镛借了辆破三轮车，上面放了只小板凳，振西就坐在上面，由弟弟拉着在北京城里满世界跑。从枫叶似火的秋天到大雪纷飞的严冬，连换季衣服都没带的宋振西只好身裹借来的棉大衣，把三轮车用硬纸板围起来挡风，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2000年，积劳成疾的宋振西因病换肾。换肾后的她除了毫不犹豫地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外，依然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到传承父母弟弟崇高精神的事业中。居住在西安的老大宋振平也跑遍了西安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翻遍了解放前出版的《西北文化日报》、《西安日报》《解放日报》等，一点一滴地找寻父亲的足迹，查找出数十篇父亲的文章，还有许多诗歌、照片和实物等。儿女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共搜集整理了２０多万字的文章、照片和实物展出在重庆英烈馆。在他们的努力下，全国各地共建了6座小萝卜头的雕塑。值得一提的是，韩子栋（解放后曾任贵阳市委书记）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看望勉励他们健在的姐弟，多次不辞劳苦参加全国各地的小萝卜头塑像揭幕仪式，还不忘患难之情，满怀深情撰写纪念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的文章。他1983年抱病写下的《回忆我的“老战友”小萝卜头》一文，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
　　1984年，宋振西撰写的《忆宋绮云烈士》一书出版。宋振西又联手解光一同志撰写了180万字的《红岩英烈——宋绮云烈士传》，将父母光辉又坎坷的一生作了详细生动的记录，还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鲜为人知的一面，2003年4月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同时，为了满足许多读者对60年代撰写的《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书的需求，还健在的五姐弟重新对小萝卜头的情况进行了整理，写出了内容更丰富、文字更生动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一书，以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