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末班车，这是文革时期对196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的特殊叫法，我有幸登上了这辆末班车，还阴错阳差地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让与高考失之交臂的“老三届”学子们羡慕以至妒忌。
　　农家的孩子开学迟，我是1951年9虚岁时开蒙的，初中毕业的1960年，正好撞上了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我的父母都患上了当时的流行病——浮肿病，我是长子，养家糊口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肩头，父亲忍痛同我商量，要我辍学回家挣工分，我当面点头表示同意，暗地里报考了不要学费还有饭钱贴的南通水利学校，不久便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岂知好事多磨，由于水校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根据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才上一年水校的我接到了学校停办的通知，我又转到了家乡的普通中学，因为当时的初中不开外语，中专时也不学习外语，故根据政策，从高二接着读的中专学生，在校时可免学外语，将来高考时可免试外语，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婉拒了多少老同学要我从高一读起打好基础向大学进军的劝告，毅然选择了读高二。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由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正在长身体的我经不起“瓜菜半年粮”的折腾，才读一学期的我，被县医院的x光报告判了休学的“刑”，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中养病。上世纪60年代的肺结核，被乡下人称为“痨病”，大有“谈痨色变”的味道，也因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不但不能吃着补品养身体，相反还要参加劳动，并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而这病一拖两年方痊愈。
　　1964年2月，该是我复学的时候了，我时刻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父亲似乎忘记了我这个盼望。当我在年前提起复学之事时，他先是感到惊奇，然后来了个“语重心长”：“你老大不小了，过年就是22岁了，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差不多都是砌房子，讨娘子，抱儿子，人家有三子，你一子也没有，依我看，你目前小会计做做，再跟我学学木匠手艺，定下心来居家过日子是上策。你想想看，别人家一步不落尚且考不上，你荒疏了两年，能跟得上吗？刚刚好的身体吃得消吗？大学难考来兮，你能保证一年半后笃定考得上吗？”
　　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但是父亲却不理解我的追求。我有点执迷不悟了：“十年半的学都上了，还有一年半的零头就不能坚持到底了，爹，我实在舍不得，哪怕拿一张高中毕业证书，进一进高考考场也是好的，爹，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我一方面我紧锣密鼓将此情写给1963年秋天考取南京大学的老同学，请他客观地谈看法，他不愧为是咱的同窗好友，从微观宏观双角度谈看法，要我眼光放远一点，千方百计争取复学，我看了后心里有了底，故意把此信放在父亲常常光顾的地方，引诱他读信；另外，我专门到大队支部书记家谈咱父子为复学闹的矛盾，征求领导意见。书记听了我的陈述，先是自我批评起来：“哎呀，我真是官僚主义，还以为你高中毕业了当的会计，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段经历。”接着旗帜鲜明地表态：“小张，我们大老粗尚且还在工作之余学文化，你放着这么好的机会，怎能半途而废？你父亲的思想工作，我马上去做，你的会计工作，我另行安排。”最令我感动的是书记还掏出了两张5元的人民币塞进我的口袋：“你家当今经济有困难，这点儿钱够你开学救急了。”第二天清晨，书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推心置腹地与我父亲谈心：“张师傅，金钱失去了还能挣得到，机会失去了永远找不回。”父亲拿着他已经看的南京大学的同学给我的书信：“谢谢书记，你是为我们好呀，看，我儿的同学来信也是这样讲的。好 我听你们的劝。”
我终于争得了复学的机会，回到了阔别两年的课堂，激动高兴的余热还未退，正中了父亲的预料，荒疏了两年的学业重新起步，要多难有多难。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闻鸡起舞，补旧课，打基础，再接轨新课，通过一学期的努力，才跟上了形势。正当我厉兵秣马进高三时，又一个考验迎接我，因为我复学的母校南通县川港中学是1960年办的新完中，已经两年未招生，因此在我们进高三时又接上级通知合并到二甲中学，我又要从走读生变为寄宿生，经济负担当然要加重，我怕父亲有想法，便先发制人在父亲跟前约法三章：“一不添衣服，二不买文具，三带粮草去寄宿。”父亲毕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点头同意。
　　我卯足了劲在新的学校勤奋攻读，求知求进，进步不小，一篇《向老农学习》的征文在南通县获奖，还上了书，这是我的文字开天辟地第一回化为铅字呀，这是催征的战鼓，激发了我考文科大学的宏愿。向高考冲刺时，班主任告诉我，本可以在1963年免试外语的中专转学生不能按以往政策免试了。少一门功课与人竞争，即使其他功课考得再好，也断然难于取胜的。我震惊之余后当机立断：“学习董加耕（当时的回乡知青标兵），回乡当农民。”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惜我有点文才，劝我莫放弃机遇，哪怕进考场长点见识也是好的。这真是春风暖人，我怎能不听劝呢？于是我怀着一颗平常心，又投入了复习迎考的战斗。
　　说实在的，当时的大气候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使高三时，也不像如今那样无休无止地补课，平常也无开夜车现象。就拿现在读完高一就文理分科的事来说吧，那时是在高考前一个月毕业考试后决定的，我们班只有8人考文科，教室当然作为主战场给理科学生，我们只得到教室外自找复习地方，或在小河边，或在树荫下，或在寝室内，或在饭堂里，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战”，便去参加高考了。
　　当时的南通县有7所完全中学，只有县中才有三班毕业生，还有的差不多都是一个毕业班，全县只十来个高三毕业班，考点设在南通市，我们被安排在南通师范学校内。7月8日下午，我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顶着炎炎烈日，背着蚊帐、席子等日用品，带着复习资料，井然有序地离开学校，没有一个家长来送行，更没有出动保安部门的一兵一卒，赶到通吕运河边的码头，乘上汽油船，到了南通的北码头，背着行李步行两三里到通师，在学生宿舍里安营扎寨，自己动手，挂帐子，铺席子，8个人挤在一个宿舍，也无电风扇，到了熄灯时间，大家自觉地就寝。7月9日，在统一安排下，我们熟悉了一下考场。我被安排在二楼靠近讲台的座位，一个考场满满当当50人，哪像现在一人一桌，当然也可从中略见当年考风良好之一斑，不偷看，不作弊是一介书生之基本素质。
　　7月10日是我登上高考末班车的日子，与当今的高考一样，第一门考的是语文，那时的章程是理科生不考语文知识，只考作文，我一拿到试卷，跃然眼前的是两道命题，第一题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第二题是《谈革命与学习》，要求考生自选一题。第一题是与当时中国的援越抗美的形势紧密相联的，且以书信形式写作，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讲，应该说是三只指头捏田螺——轻而易举；而第二题，一看就是议论文题材，要谈好说清可不是容易的事呀！可是我有个倔脾气，不爱写人云亦云的题目，于是我选第二题，并且打起了腹稿，等铃声一响，便在草稿纸上“沙沙沙”起来。我记得是这样开头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使我认识到革命就是灵魂；而学习好比血肉一般，但必须在革命的前提下进行。我认为正确处理好革命与学习的问题，是摆在当代青年面前的重要任务。”开明宗旨提出了题目中提及的中心论点；然后拟了三个分论点：“革命与学习”是红与专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旁边简明扼要地写上几个论据，不打草稿。结尾我也是绞尽脑汁的：先用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后用抒情的笔调写道：“我们这一代青年，是革命的一代，是崭新的一代，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一代，我们只有把握好革命的方向盘，充分发挥百折不挠的干劲，掌握科学知识，才能又红又专，才能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就一定能把科学的高峰从暂时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移过来，我们的国家一定能繁荣富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能实现！”洋洋洒洒千二百字，算是考了第一门，再翻来覆去地检查了多遍，等待着下考的铃声。后来我了解到，咱班的8名文科考生中，除我写了议论文外，其余跟班上的理科考生一样，都写了书信体的第一题。
　　以后的政治、历史、语文知识的考试，我都感到不难。
　　7月10日下午的最后一门科目是外语，对我这个特殊的原应在1963年毕业的中专学生而言，可是大难临头啦。因为当年的外语免试已过期作废，我填好姓名准考证号码后，望着试卷上曲曲弯弯的洋文字母，它认识我，我可不认识它呀，于是两手支撑着下巴在呆呆出神，从1960年考取水利学校，到中途转学、休学，复学、再转学，3年高中5年上，分别进了三学堂，像过电影一般，放了好几场，反正我的手空着，也不白进此考场，于是我灵机一动，以书信的形式，一鼓作气千把字，将我这非同寻常的中学生涯，一股脑儿地再现考卷，讲清了我交白卷的来龙去脉，临了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还将自学的英语表心声：我热爱毛主席！大约半个小时的光景，我就交了卷，算是完成了我登高考末班车的全过程。
　　1965年8月19日下午2时许，我骑着自行车到镇上去打麦子，路过生产大队部，大队长喊我去拿录取通知，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他却是再三呼唤，我郑重其事地接过录取通知书，比宝二爷爷初见林妹妹还高兴。也许是我的其他功课确实发挥得特别好；也许母校的考生档案特别强调了我这本应在1963年应试的中专转学生的特殊性；也许我在外语试卷上的那封自述信发挥了作用，我这个外语交白卷，铁心务农的考生，竟然忝列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新生的行列。而我们这个寄人篱下被人合并的班级，45人中30人榜上有名，录取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重点大学的有15人之多，却无范进式的轻狂人物，没有一家像今天的中榜人那样摆酒请客鸣鞭放炮来炫耀。即使没有录取的15人，他们也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了，以后都成了农村的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