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常听父母说，我家东头有个堂叔叫武林，因家境所迫、坏人所骗，乱世年景投错了门，被带往台湾、日本，后又说当了解放军，在北大荒垦荒……隐隐约约、似是而非，一个传奇复杂的人物留在我的脑海中。1950年父亲带我去上海见到了他，大人们只字不提往事，10岁的我还说什么呢？看堂叔那挺拔高大的形象似个英雄，却又一无所知。直至前年春天，堂叔武林兄妹三人为其母骨灰盒回归老家与父亲合葬时，才又一次相会。我试探着问及往事，老人简要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今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历史的责任，民族的尊严，唤起我专程前往上海采访了这位八旬老人。

　　被骗日本
　　武林是我堂叔的小名，号袁伯湖，后改名为袁学仁至今，1927年出生。1943年他在上海华众电信学院读书，因肚子吃不饱，顽皮的他把笔套放进女同学的饭内，被校方查出，就此被开除了。当时他父亲是杭州一家五金店的小老板，因欲纳妾，父母离婚，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到了海门万年老家乡下种田。他想回母亲那里，却无分文路费；去父亲那里吧，父已再婚。在这校门不能进、有家不能归，靠亲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刻，性格倔强的他只得流落街头。有一天他看到一则广告，说是到台湾当码头工人，一年可挣一大笔钱，顿觉眼前一亮，心想挣了钱再回家，可孝敬母亲，也算是对含辛茹苦的母亲一个交待。正在此时，来了两个人，看到他正在看广告，就说去台湾如何如何的好，令17岁年幼无知的他着实心动，便信以为真，跟随他俩去报了名。因报名年龄要求20岁，惟恐不够格，他还虚报3岁填表。其实，那时日本国内的青壮年全都赶到了中国，劳力奇缺，已无法维持正常生产，最小的14岁也被骗了去打工。一报名当即就被送进一个仓库，内外都有日本兵把守，只进不出。在这里每天不用干活，还发一部分工资，让人感觉待遇还真不错。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日本鬼子将他们押上了汽车到了码头，再坐船出了黄浦江，在长江口却换上了日本的“仁洋丸”号船，当时并不知道是去日本当劳工，就糊里糊涂地上船跟着走了。只有一个年长的意识到不对头，在船出黄浦江口时便跳水逃脱。
　　日本鬼子加倍看管了，以外面海上经常有飞机轰炸为由，将人们赶进船舱，不让一个人上甲板。船舱里装着许多从中国夺走的矿石，大家全在矿石边的甲板空地上休息，鬼子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大草包，让他们就在上面睡觉。透过玻璃小窗，只见茫茫大海黑压压一片，浪涛翻滚，昏昏沉沉，从白天到黑夜，又从黑夜到白天，船大约航行了一个多星期，才到岸。下船后，发现讲话的人满是日本口音，才知道是到了日本的北海道，上当受骗了，可是一切为时已晚。

　　当牛作马
　　在日本的门司港下了船，鬼子先把各人随身带的东西全拿走，又强行脱光衣服，洗澡消毒，给每人发上黑药膏抹身，凡是身上有毛的地方都必须抹到，然后才允许穿衣。给各人一身粗如麻袋的布料外套、一套线衣线裤、两套衬衣衬裤。192人被编成一个中队，分为若干班，每班10多个人，又编上号，袁学仁是77号，如同犯人一样。一切就绪后，就让他们坐火车到青森水泊渡，后到札幌，又坐火车到了室兰。下了火车步行几十里路，才来到住地。这里是个木板做的大仓库，地上铺着一层稻草，中间摆两排，四周又摆了一圈。鬼子给每人发了一条毯子和一床被子。没让休息一天，第二天就让大家到日铁七厂干活，当搬运工，装卸火车，搬砖头等，漫长艰难的日本劳工生活从此开始。一天工作10个小时，每天从住地到工地还走1小时，一顿一盒饭，只有一点大米和菜根汤，根本吃不饱，有时饿得看到路边垃圾堆里有能吃的，捡起来就吃掉。
　　干了一个多月，天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上班时就把毯子裹在身上去上班。到8月15日，袁学仁得病拉稀，开始一天二三次，后来就一小时一拉，半小时一拉，直到脱水倒下不能上班。日本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没有一点药吃，独自在宿舍里躺着硬挺着等死。起初还能有劲上厕所，最后既控制不住，又无力上厕所，不得不在屋里扒开稻草就拉。时间长了，工友们就提意见，日本人就在房子外面临时搭建一个小房子为病号区，那里没有火炉，把3个重病号都送到小房子里面。冰天雪地，哆嗦着，一刻都难熬，3 人只得紧挨着以共同的体温保暖。他们两个比他年纪大，便处处关心着他，晚上睡觉时也将他安排在中间睡。第二天早晨，他顿觉浑身痒痒的 ，就抓了一把，可一抓就是一把虱子，咬得不能再睡了，而左右怎么不咬睡得好香？睁开眼看看两旁的大哥，推也推不动，不知什么时间，已冻死、病死、饿死了。因为对尸体已司空见惯，所以见两位兄长的逝去只是欲哭无泪的悲伤，却并不害怕。疲软的他已无力站起，只能从死者身上爬过，爬出这“太平间”，才被工友们救出。经与日本人交涉后，才将他送到真正的病号区，但也只是一个大房子里有了火炉取暖，也许是暖和的原因，拉稀稍有好转，有了点力。工友们提醒他，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能用拔火罐的土法自救。可是，哪来火罐？只得找来一个罐头盒，点着火闭上眼睛往自己小肚子上一扣，烫得肚皮上顷刻烤起一层大泡。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大泡却让拉稀慢慢减轻了，肚子饿了，想吃饭了。可是正常人也只能吃个半饱，病号饭又只有上班人的一半。为了吃饱肚子，他勉强坚持着又去干活。
　　有一次，袁学仁因吃不饱饭，闯进办公室向日本人提意见。只见一个中国翻译和几个日本人在内，他心里发慌，不敢多说，只说吃不饱饭，大家饿着肚子没劲干活。要不是上学时曾学过几句日语，说不定就会当场被处死。后来听翻译说，日本人由于战争，国内物资十分缺乏，他们也都吃不饱。心想战争无论对侵略国还是被侵略国的人民大众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日本百姓吃不饱，中国劳工饿得更惨。
　　冬天，最难熬的时日，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至少可见到一二个被冻死、饿死、打死的中国劳工。早晨好端端地去上班，等到回来时却被抬着回来了，饥寒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哪一天能活着回来，就感到是幸运了。班上有两个工友专门抬着难友去火化，他们经常到日本火化场偷拿日本人敬死人的供品，回来给工友们分着吃。有一个叫杨福根的，有一次他正在推车，工头见他不卖力，就使劲打他，饥饿无力的他跌倒在铁轨上，被火车压断了两个手指。另一位在干活时被打倒在铁轨旁，胳膊被火车压断。他们一个中队仅被逼死在日本土地上的就有67人，占37%之多。与袁学仁同在日本北海道服苦役的刘连仁，因不堪凌辱，在日本投降前数月逃入北海道的深山老林，穴居山洞，以野果充饥，以树皮御寒，既要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又要与豺狼猛兽搏斗，度过了13年的野人生活，直至1958年2月9日才被当地猎人发现。经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于同年4月10日才离开日本回到祖国。
　　1943年至1945年二战末期，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力不足，内阁通过决定，使用欺骗、胁迫和武力等手段，绑架了38925名中国老百姓，在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当劳工，其中就有14000余名被害致死、致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袁学仁和中国劳工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着。1945年8月，美国飞机轰炸日本，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0月份美国兵来接管，11月份通知回国，大家欢天喜地，兴奋不已，乘坐日本货船回到上海。住了2周，袁学仁参加了张阿六游击队，可是父亲以母病为由，让他离开部队到了杭州父亲家，接着送他回老家海门。1946年家乡老解放区正值土改，都说他问题很多说不清楚，母亲只得又送他到父亲处，父亲却坚持还让他回乡务农。在这特定的状况下，正好国民党汽车21团招兵，他就去当了驾驶兵，半年后的1947年被调去台湾，7月被调回青岛，1948年7月又调济南当汽车材料管理员。9月20日济南解放，他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华东后勤汽车大队，后调高炮团当汽车勤务主任。袁学仁跳出苦海得新生，以强烈的爱党爱国爱业之心奋力奉献新中国。可是由于他去日本这段历史没有证明，问题难以澄清，于1958年转业，没有回杭州、上海和江苏老家，虽由妹妹介绍他中年成婚于大上海，却仍在北大荒、内蒙、大兴安岭林区、沧州等地当驾驶员，后当车队长，直至退休。

　　漫漫控诉
　　袁学仁将一切痛和恨归咎于日本军国主义，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深深地埋在心底60年。新世纪到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建，他成了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一辈子的冤仇一下喷涌，步入了漫长的控诉申讨之路。
　　2006年，由23位劳工幸存者、56名劳工遗属及7名律师、记者等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最大规模的劳工诉讼代表团，年纪最大的90岁，最小的80岁，在团长、“联谊会”会长马得志（21岁被抓去日本当劳工）、首席律师康健的带领下，于10月28日从北京出发赴日本东京集体诉讼。大家高举56幅遗像、27幅宣传板，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高喊着口号，在主要街道、国会、众议院、最高法院和有关企业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递交诉讼书。不少日本友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某公司拒绝我8名代表入内交涉，激起日本朋友的愤怒，他们帮助安上4个大喇叭，一起高呼口号：某某有罪！某某谢罪！某某赔偿！劳工必胜！中国必胜！中国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及《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跟踪报道，组织后援。唐山市组织了“还我公道，还我尊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万人签名活动。
　　他们在日本的花岗，愤怒控诉着：61年前鹿岛组花岗的劳工在你们的奴役和虐待下，无法生存，被逼无奈，发动举世闻名的花岗暴动，于是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986人先后死去418人，使家庭遭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大劫难。花岗受害者早于1990年7月赴日交涉，形成《共同声明》；2000年11月29日，日方与11名原告达成不公正的《和解条款》。他们向日方提出：“否定单方声明、承担法律责任、公布有关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资料、承认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公开谢罪、给予经济赔偿、建立花岗烈士殉难纪念馆”等强烈要求。
　　他们为新泻劳工，向东京高等法院陈诉：“从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侵华日军强掳到新泻临港集团作苦役的中国劳工有900多人，其中159人客死日本，另有242人患有角膜溃疡，312人得了夜盲症。”在法庭陈述前，中国劳工及遗属代表团一行，与良知、公道的100多名日本律师和市民一起在日本最高法院和东京法院前举行集会游行。
　　他们在福岗，福岗市民间团体组织了近百人声援团、欢迎会、研讨会，一起参观了当地石炭纪念馆、资料馆，看到了当年劳工的工具和劳动场景，触景生情，痛哭流泪，哭伤痛、哭难友、哭遗属、哭父兄。劳工李良杰诉说：“我与几百名同胞被日本兵强掳于塘沽集中营，四周电网，日兵持枪看守，霉粮充饥，限水干渴，无故毒打，6天就死20多人。上船病了，以传染为名被活活扔入大海。到了煤矿，每天工作12小时至16小时，劳工纷纷病倒、死亡。一个叫王吉栓的饿得路上捡烂菜叶吃，还被日本监工抓起毒打，难友抬回后没几天就死了。德国早在1998年开始已向二战的受害劳工谢罪、赔偿，要求日本也公开赔礼道歉、偿还工资。”
　　袁学仁等上海赴日劳工，自掏经费赴日，他们跪在当年难友的墓前泣不成声，参加了东京高等法院关于“刘连仁案”的旁听。73岁的吴荣富，只知父亲吴须坤突然失踪，对在60多年前被抓当劳工死于日本的历史一无所知，直至几年前一位叫岩佐英树的研究中国劳工历史的日本专家，辗转千里找到江苏海门吴荣富的门上，吴荣富才知真相。他以劳工遗属身份随上海分会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他为日本友好人士、和平组织加入中国劳工队伍，声援正义的行动所感动。
　　堂叔为了民族的尊严，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安置在老年公寓，自己背着跨包奔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搜集整理材料，寻找律师。他与他的难友们铁了心，如果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这场官司要子子孙孙打下去，一直打到日本相关企业公开谢罪、赔偿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