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骆德三的家，眼前是我没有想到的简朴，墙壁一白到底，客厅里摆放着简单的家具，摆放在墙角的旧藤椅显然已经有年头了。只有冰箱上一只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青花瓷瓶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老红军的家。
　　我在采访之前，曾努力地搜集关于这位老红军的资料。出乎意料的，除了骆老自己的一份字数稀少的回忆录——《我在长征路上》，找不到任何其他资料。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老红军，为什么没有关于他的事迹介绍和宣传报道资料呢？他的老同事们解开了我的疑惑： “老骆为人很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革命事迹，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很少外出做报告。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老红军。他总是很谦虚，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但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会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低调实干的红军精神。”
　　他的谦虚和低调更增添了我对这位老红军的敬意。我仔细翻看了骆老薄薄的回忆录，他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功绩、贡献也是很少提及。他写作的目的，正如骆老在回忆录后记中写到的：“当我回忆起这一幕幕艰难险阻的历程时，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是历史的责任，是党和人民交给的责任。……用个人回忆录的方式写出来，这是对先烈的缅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
　　建国后骆德三长期在卫生战线担任领导工作，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直至1984年11月离休。
　　采访中，我见到了骆老的女儿骆庆华，她给我们介绍了骆老的一些情况，她提到的一只小木箱引起了我的兴趣。小木箱约半米宽，箱底上刻着1947年的字样。骆庆华介绍这只箱子曾经是父亲的药箱，被母亲戏称为父亲的“嫁妆”，因为当年父母结婚的时候，父亲一无所有，就是背着这只小箱子——父亲唯一的财产和母亲走到了一起。50年来尽管多次搬家，这只箱子一直伴随着父亲。骆老的家里没有任何华丽的家具，餐厅里方桌的桌角已经用铁皮修补过了，老藤椅还是二十多年前从江西老家带来的。卧室里老旧的写字台上，泛黄的塑料的台灯下，同样老旧的笔筒、老花镜，伴随着这只小木箱，一切都那么的简朴、和谐而安详。
　　如今，晚年躺在病床上的骆老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儿子。惟一的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则被伤害了，所以也深深地伤害着父亲。在采访中了解到，骆老的儿子跟老人闹别扭，已经多年没回过家了。他儿子原先在一家企业工作，后来企业效益不好下岗了，就想让父亲借用老关系帮着解决工作。骆老担任领导干部多年，只要他打个招呼，解决一个工作是丝毫不费力的。但骆老清正廉洁、坚持原则，就是不肯出面。儿子、媳妇不能理解骆老的“无情”，拒绝再和老人来往，让老人非常伤心。
在采访结束后，我专程去医院看了骆老，但他已不能说话。
　　当我完成了这篇内容稀少的稿件后，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骆老刚刚已去世。
　　放下电话，我沉默许久，再一次感觉岁月的无情，而我的采访仿佛在和时间赛跑。

（长征精神，永垂不朽的民族精神；长征组歌，永不消逝的红色旋律；“十颂”红军，百唱不厌的英雄赞歌！感谢前方记者以长征精神采写长征组歌的独家报道，感谢广大读者的特别关注。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