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着雨，叩开医院一扇病房门，李老穿着病号服和夫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波澜不惊的脸上有一种沧桑沉淀后的从容和淡定。我想，平静的外貌下，89岁的他一定有一颗经过血泪浸泡的心。
　　因为，他曾是一名西路军战士。因为，他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长征；更因为，他经历了红军史上最悲壮的一幕——西路军血溅河西走廊。那些个残阳如血的日子，身心的屈辱和苦难在每一位幸存的西路军将士身上打下深深的痛苦的烙印。70年了，有着坚强性格的李学勤回首这段历史就会难过，但今天，他面对我这位迟来的倾听者又一次叙说时，他是那样平静。
　　这是一首最悲壮的史诗，在中国西北角的河西走廊，深埋着一段触目惊心的往事。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2万多名将士从一个名叫虎豹口的地方渡黄河西行，准备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打通远方边境路线”（即打通和苏联的通道）。面对凶残的马家军阀，孤军奋战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幸存者在翻越绵延数千里的大山、徒步荒无人烟的沙漠到达边疆星星峡，受到陈云等红军领导接应救援的只有四五百人。
　　西路军第三十军通讯队队长李学勤也是一名幸存者，但他很不幸，负伤了，掉队了。在河西走廊的倪家营子附近，西路军与马家军打了9昼夜的恶仗，弹药几乎耗尽，许多战士用刺刀、木棍、石头等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死拼，李学勤带着通讯队忙于抢修各处被敌人炮火炸断的电话线，保证战斗部队之间的联系。电话线修好又被炸掉，炸掉再修好，在炮火中穿行的李学勤一条腿被弹片击伤，但他拖着残腿继续战斗。当兵力已损耗一大半的部队撤退到梨园口时，敌骑兵前抄后合涌上来，全军上下无一例外地参与奋战，前赴后继地用血肉身躯阻挡敌人的铁骑和刀枪。通讯队也早已转化成一线战斗队。263团被包围，军首长命令他带一支队伍去解救263团。在激烈的战斗中，一枚弹片再一次击中他受伤的腿。这时，无论怎么咬紧牙关，他的腿已很难行走。他掉队了。
　　在浩瀚沙漠的凄风中，在茫茫草原的冷雨里，在荒野深山的雪地上，孤零零的李学勤艰难地挪动着受伤的腿，他始终没有放弃追赶部队。每走一步都是锥心的疼，寻找部队、赶上部队已成了他活下去的坚强信念。放弃生命太容易了，已悬在死亡边缘的伤残之躯虚弱不堪。但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想求生？不甘心啊！那可是翻越雪山草地、经过万里征战保存下来的一支经过整编的精锐部队，当初他们每个人为成为这支号称“西路军”的一兵而喜悦和自豪，可如今这支出发时拥有两万多精兵强将的部队到他掉队前全部加起来只剩一千多人了。太惨烈了，每场战斗简直就是一次敌军对我军的屠杀，兵肥马壮、武器装备精良、粮草不缺、气候适应、地形熟悉的当地军阀部队对一群孤悬塞外、衣单力疲、子弹打尽、粮草断绝的异族红军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那么多战友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塞外。
　　拄着木棍，拖着残腿，爬山涉水，睡山洞、树丛、牲口圈，东躲西藏，在深山当野人，在牧区当乞丐，一路讨饭一路向东走。比起此刻，以前吃的那些苦算什么。爬雪山时，他们红三十军遇到一座雪山很怪，白天不能走，人一走有大冰雪打下来。他们只能晚上走，天黑、山高、风大、路滑，但上面的战友拉下面的战友，虽然无情的雪山吞食了部分战友的生命，但大部分同志还是翻了过去。过草地时，作为先头部队的他们偶尔可以获得一些居民区的食物，但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一下命令，所有米袋子放下，半个也不能带走，留给明天赶到的红二方面军。没有人发一句怨言，都把有限的救命粮食放下了，把希望和生存的机会让给兄弟部队。草地上过夜，衣单被薄不得不烤火取暖，风不时吹灭火堆，却把火种点燃了其他干草，战士们追赶着火堆，把紧张、艰苦的行军追赶出有趣、轻松，这种对待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多么让他敬佩和怀念呀，想起那段岁月，在荒山、戈壁中跋涉的他一次次潸然泪下。
　　风雪冻结的冰珠打在伤口的疼已经麻木了，滴血的心却依然清醒，往东走，那里有部队出发的地方，那里还有他的父老乡亲。那已是1937年初春，湖北的家乡该是柳树萌芽、春风拂面的时节了吧，可塞外依然北风刺骨、冰雪铺地，破烂、单薄的衣衫难挡风雪的蹂躏，无情风雪打在头上不时引来剧烈的头痛。他清楚地记得头上的伤是1934年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的，那时参加红军已三年的他是一名扛军旗的旗手，子弹射中后他依然扛着染血的旗帜，直到有人接替才昏了过去。大难不死的他后来成了一名通讯兵，并且在维修电话设施技术上成了“尖子”。但头部之伤引起的后遗症困扰了他半个多世纪。
　　往东走，日复一日；往黄河流经的地方走，一步一步。现在，挪动伤腿全凭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只要找到黄河，过河就能找到红军部队。一步一拐，几步一摔，也不知走了多少天，也不知承受了多少炼狱般的煎熬，终于，有一天他看到黄河了。站在山端，远处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不是他日思夜想的母亲河吗？他一阵激动，拄着木棍不由加快脚步，从山上连滚带爬地下到山脚。但他被捕了！一支专门守在黄河边上搜捕失散、受伤西路军战士的敌军便衣队抓住了他。押到山脚下的大路上，他看到40多个衣衫褴褛的人蹲着，走近一看，脸很熟，都是西路军的战友，一阵激动冲散了被捕后的沮丧，但不管内心怎样悲喜交加、感慨万千，战友之间都一脸冷漠地装作不认识。他们被投进了凉州监狱，不久又被押送到兰州监狱。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1937年秋，他们终于结束了非人的监狱生活，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步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以后，不管是在抗战的烽火岁月、解放战争的戎马生涯，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的多个工作岗位上，李学勤一直保持着革命者的气节，兢兢业业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他说，一想到西路军那些悲壮的日子，他就觉得今生再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一想到那么多牺牲的战友，自己的付出都是应该的。在解放战争中部队给养困难的时期，他还主动捐出了自己的一等残废证书。
　　年近九旬的李老已不会用大起大落的情绪来点燃我对西路军那段历史的激情，也没有任何一句煽情的语言来触发自己或听者的眼泪，但平淡的语言一触及历史最真实的一面，伤感便萦绕了整个病房，隐痛便缠绕所有人的心间。那是一首最悲壮的史诗，在老红军带血的心间吟颂了整整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