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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日前要求各部属高校今年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不得低于去年，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３０％的应逐步回调至３０％以内。

触动着考生和高校敏感神经的高招计划指标政策的变化到底会动了谁的“奶酪”，能否为解决高招地域性歧视问题带来希望？

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催生高招怪相

目前全国共有教育部直属院校７０多所，其招生人数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１／１０左右。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使上大学较以前更加容易；但是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人们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渴望却与日俱增。

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等原因，大部分重点部属高校往往“落户”于中东部的大城市。而在近年来的扩招大潮中，这些高校在招生计划指标比例上也频频向所在省市倾斜，并由此催生出一些不正常的招生怪相。如出现各地高考分数线悬殊、“高考移民”等现象，这些都是倍遭社会诟病的热点问题。

据了解，复旦大学在沪招生占总数４０％，武汉大学在湖北招生占总数４０％，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占总数７０％。而在生源大省河南、湖南等地，重点高校资源却相对不足，考生渴望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呼声强烈。

据一位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重点大学在当地招生比例过高也是逐渐形成的。首先，在“省部共建”中，不少部属重点高校都成为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的大学，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配套办学资金。作为回报，高校便会相应扩大在当地的招生规模。

其次，由于不少部属院校合并了一些地方高校，致使地方生源比例随之增加。如浙江大学由于合并地方院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度达到了７０％。

第三，部属重点大学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当地高质量生源更愿选择当地的重点大学报考，而高校也需要这样的优质生源。

去地方化政策究竟会动谁的“奶酪”

在湖北省，从去年起，武汉地区部属院校在鄂招生计划已开始有所减少。据了解，去年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６所部属高校一共较前年减少了１０００个招生计划。今年，教育部在鄂直属的６所高校在鄂招生计划共计减少８４５人。

一所重点高校招办负责人表示，这是根据教育部的相关政策做出的调整。由于高招政策直接关系到每个考生的利益，因此非常敏感。而减少在鄂指标，学校也担心会导致优质生源的流失。

湖北一所重点高校招办负责人表示，湖北是个非常稳固的生源地，是该校的生源基地和“粮仓”。学校长期与地方高中接触，有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下面情况非常熟悉，能够保证生源的质量。对于这种高招计划指标的变化，他们很担心会导致湖北高分考生的流失。

一位长期从事招生工作的教师也表示，如果仅从招生质量上说，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学生，可能成绩不是最好的，但综合素质较高，视野开阔，在学习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就业方面也容易找到好的工作。但从社会责任和生源多元化的角度来讲，部属院校这样的教育“国家队”还是应面向全国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服务。

对此，也有高校招生办负责人表示，国外高校招生并没有按行政区域划分招生指标，而是根据学生的申请、其高中阶段的学业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随着国内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深入，相信高校会将招生与自身的社会责任相结合，在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下进行招生。

部属高校去地方化政策能否持久

部属学校在地方，少不了地方的支持，地方“省部共建”的配套资金也是学校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属高校去地方化政策究竟能否持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如何协调当地政府投入与人才培养回报的关系将是去部属高校地方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对应于招生规模缩小，当地政府的投入也减少，那么办学资金本就十分紧张的高校，将进一步面临经费难题。招生比例确定由此成为地方政府、教育部和学校间的博弈。在当前办学环境下，博弈的结果可能是：高校降低当地招生规模，但国家须相应增加对其办学经费的投入；高校稳定当地招生规模，但总体上扩大招生规模，由此稀释当地招生比例；高校把自主招生的机会或机动指标更多地放在当地。

熊丙奇教授建议，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必须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上着手。从学校角度看，大学办学要拓宽经费渠道，如果把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寄托在政府身上，必然导致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或者导致学校发展严重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政府角度看，应给大学获取资源创造条件，这就必须打破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建立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模式。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