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今日刊发通讯《中国“叠商”》，首次创立一个商帮新概念——中国叠石桥商帮（简称“中国‘叠商’”），阐述叠商形成的来源、叠商的特点、叠商的“商性”等，旨在团结所有与叠石桥相关的家纺人，继承张謇精神，扬弃叠商商性，共同为做大中国家纺业作出贡献。欢迎各界人士就叠商概念的创立、叠商性格特点、叠商发展等方面发表意见。

　　“叠商”是以海门市三星镇、通州市川港镇、姜灶镇（现合并为川姜镇）为主及在此三地进行家纺上下游产业链经营的全国商人的统称，还包括此三地在国内外家纺产业链上做生意的人。目前，国内有3０万“叠商”从事着家纺业研发、生产、销售，年创产值（含贸易额）7００亿元。世界各地有近万“叠商”，足迹遍及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叠商”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成于改革开放之后，兴于二十一世纪初，是苏商的一支劲旅，其从商人数之多、商业资本之雄厚、经商范围之广泛、运营能力之强，为世人嘱目。

　　如今，“叠商”这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商帮如同浙商内的温商（温州商人）、义商（义乌商人）等，影响很大，但由于没有“叠商”这个概念，常被人们称为南通商人。

　　一

　　公元1672年左右，陈、杨、周三姓人在海门的西北角设摊买卖，渐成集镇，初名“三姓镇”。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地区，三姓镇来了不少远道客商，落户经营。如安徽人开的洪生大茶叶店，宁波人开的钱恒太染坊、李义大酒店、周正大酒店，丹阳人开的张大兴香店、姜三面点，镇江人开的卞复兴茶食店、钱万清京广南货店。从此，“三姓镇”的店铺越来越多。于是，有人提议改“三姓镇”为“三星镇”，表示三星高照、兴旺发达。

　　三星镇位置好，北有袁灶，西有姜灶，西南有川港，南有天补，东有坝头等镇，三星镇与这些集镇均为5公里左右，引来许多人来此经商开店。到民国初年，三星镇已热闹非凡。东大街长600米，西侧竖头街300米，东侧有南后街300米。1860年左右，三星镇有裕隆、肖元盛、同元顺等13家布庄，收到的土布（小白布）远销关外。1934年三星人张谓宾从太仓引进薄荷，三星家家户户种薄荷，并推广到南通地区。从此，只有早市的三星镇由于有人设庄收油变成了日市。

　　二

　　三星地形较高，是海门的西北高原，每逢干旱年景，西部地区庄稼失收，而多雨季节，东部地区积涝成灾。

　　三星的经商传统在贫瘠的土地上得到有力传承。这种传承得益于海门、三星等各级领导，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对群众创造的尊重。

　　解放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近30年里，勤劳的三星人与全国各地一样“以粮为纲，粮棉并举”，但相比海门的其他乡镇，三星还是穷乡，粮棉产量总落在人家后面，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一百多年的经商传统，使一些三星人偷偷摸摸做竹器、芦器等产品买卖。

　　据曾任三星乡党委书记的曹建平介绍，当时三星林西村的几名妇女从南通市区学来缝纫机绣花本领后，就偷偷在自家搞起绣花来。林西村支部书记张建平（后任三厂镇党委书记、海门工商局局长）等村干部明里不声张、暗里支持妇女搞绣花，林西村成为夜幕下的绣花专业村。

　　此后，其他村妇女悄悄跟上，这样三星26个村全点燃了绣花星星之火。叠石桥地处海门、通州交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就形成市场，农民在路边、沟沿头、麦田背上开展绣花原料及成品交易。两县工商人员欲取缔，但当地农民们以“游击”的方式使市场生存下来。后来，三星领导积极向南通地区工商局反映，要求让这个惠及多地百姓的市场合法做生意。1982年12月，南通地区工商局下批文，同意成立“叠石桥绣品市场管理所”。

　　此后，三星探索出一条“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新路，被媒体誉为“一业（工业）”，“两体（集体、个体）”比翼齐飞。三星拿出财力，给不会缝纫绣花的妇女免费培训，共计千余人，大力营造“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的氛围。到1984年，绣品生产经营遍及全乡所有村，三星工业经济成为全县排头兵。1984年底，三星成为长江以北第一个亿元乡。

　　为了让三星人能合法去外地经营，三星成立了家庭工业供销经理部（性质为乡集体），为千家万户绣品经营户代开介绍信、发票。还成立了绣品托运站，使广大绣品经营户足不出户就能把绣品发出去。

　　三

　　苏商，当初指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也即长江以南地区的富商大家，鼻祖是人称“陶朱公”的范蠡。明清时期的代表是苏州附近的洞庭商人，主要经营衣食两大类商品。以后专指江苏省的大商人。民国时期的代表是张謇、荣德生。张謇是叠石桥商人敬仰、膜拜的对象，可以说是中国叠商的鼻祖。

　　张謇，海门常乐人，在海门就办有大生三厂、颐生酒厂，还在青龙港到大生三厂之间接上了运输用的小火车。张謇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

　　在张謇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海门名商人：

　　徐有庠， 台湾的远东集团创始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第三大财团，全球华人富豪39名。

　　徐旭东，全球华人富豪第28名，亚洲富豪榜12名。

　　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总裁，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296名，胡润百富榜第58名。

　　姚娟，2006年胡润女富豪榜第6名,资产35亿元,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195名 。

　　南通是中国纺织业的故乡，海门是主产地之一。三星独特的区域和三星人善做生意、具有创造性，加上政府开明，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了庞大的叠商群。他们有的资产数十亿、数亿，许多人还在海外发展。叠商形成的家纺板块成为海门、通州一些乡镇的支柱产业，三星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纺产业集群基地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叠石桥国际家纺城。

　　这些巨擘有：

　　朱仲辉，三星人，中核海外资源开发（纳米比亚）公司股东，江苏赛城集团董事长，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跃权，中核海外资源开发（纳米比亚）公司股东代表及董事、纳米比亚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薛伟成，南通市区人，中国名牌企业罗莱家纺董事长。

　　秦瑞岗，三星人，江苏凯盛床上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公司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凯盛品牌价值9.38亿元。

　　陆亚萍，麒麟人，亚萍集团公司董事长，亚萍家纺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

　　袁红兵，三星人，全国布艺巨头江苏金太阳布艺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建辉，通州人，通州蓝丝羽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维祖，通州人，南通宝缦卧室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仲新，三星人，江苏天发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飞，三星人，江苏天马纺织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鹏，三星人，江苏美罗寝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华，三星人，心愿（南通）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郁飞，三星人， 智利江苏商会会长,罗马尼亚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智利中国和平促统会副会长。

　　陈辉，三星人,南部非洲江苏商会会长。

　　陈平：三星人，南部非洲南通商会会长。

　　施潜新，三星人，大岛集团公司董事长。

　　值得一提的是叠石桥周边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其中以浙商为多。这些浙商有的在叠石桥经营10多年，短的也有三五年。他们浙商的因子中也融入苏商的元素，成为苏浙商，广义上来说也是叠商。代表人物是江苏明超国际贸易集团公司董事长胡明亮、善于多元化运作的浙商大酒店董事长黄顺贤等。

　　四

　　一个商帮有一个商帮形成的条件及其精神领袖。也有这个商帮迥异于其它商帮的精神及“商性”。

　　叠石桥商帮形成主要属于产业、市场带动型。在清末状元张謇的努力下，南通成为中国纺织之乡，当时家里种花织布，清末时出现了大布商沈敬夫。这个大布商1841年出生于叠石桥沟西，原海门厅姜灶港人。之后，叠石桥布业不息，一百多年来形成了第四第五代布商。有布就好缝纫做绣品。正如上文所述，叠石桥特殊的地域位置和“三姓人”带来的经商传统，使得人们思想解放，敢大胆尝试等，这些商业精神的经典要素在叠石桥区域最早“结晶”，并辐射到叠石桥区域的人群中，这种潜在的因素一旦遇到国家改革开放的甘霖，绣品产业迅速做大，市场应运而生。

　　市场与产业相辅相成，发展至今叠石桥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纺市场，并衍生出为其配套国内数一数二的布业市场南通家纺城，叠石桥市场所在的三星镇升格为江苏海门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成为江苏省家纺产业集结的特色园区。如今通州市的姜灶镇、川港镇合并，全力打造中国家纺绣品名城。多年来，南通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家纺布艺板块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鼓励这两个市场在差异中发展。

　　三星、 姜灶、川港等属不同的县级市管辖，但在这一块地域，一样的方言、相同的文化、近百年来不断地通婚，使得共同从事绣品布艺家纺的商人们毫无心理、文化等方面的隔膜。他们膜拜张謇，敬重沈敬夫，他们有江苏商帮的共性也有叠石桥商帮自身的“商性”。

　　明清时期，脱胎于太湖沿边洞庭商帮的苏商，成为一支实力强大的新式商帮，1902年成立“苏商总商会”。当代苏商崛起于1978年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成就了“苏商模式”。1998年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苏商进入“后苏商模式”时代，过渡到园区经济、民营经济时代。叠石桥家纺企业就是这样。

　　苏商因为地域富足的关系，形成了扬长避短、稳中取胜、薄利多销的商性，这种商性成为苏商的性格因子。叠石桥商帮也烙上这种商性。同时，他们能在一块布上做出全国、全世界的产业文章而形成商帮，别的行业不能做成，是综合的因素，正如前文所述地理的、传统的、政策的诸多因素，但这个至今没有谁为其命名的“商帮”，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商帮”精神的商帮，其吃苦精神一如浙商，其创新乃至冒险精神也如浙商。叠石桥商帮佼佼者朱仲辉、黄跃权 、陈平等都是从小作坊、伙计做出来的，他们在南非等地多冒着生命危险经商。

　　进入21世纪，在国外发展的叠石桥商帮，以创新、冒险精神不断做大。如今，在南非发展的叠商有千人之众，以三星林西村为主。而在叠石桥市场周围发展的企业家、经营户，因为薄利多销的商性，少钻研少创新，在国内外宏现形势变化下发展不易，有的还很艰难，五十岁左右的“叠商”大多开始守业。

　　叠石桥商帮文化不高，叠石桥区域文化中商业文化发达而性格文化薄弱，所以叠商可塑性很大，易“三好搭一好，三坏搭一坏”。凯盛家纺董事长秦瑞岗20年前到海门镇办厂做生意，接受了海门县城、海门市区文化及圈子朋友的影响，已把凯盛打造成9.38亿元的品牌价值。试想，如果秦瑞岗把厂办在叠石桥周边，现在的凯盛如何？同样，薛伟成在南通市区办厂发展，南通、上海的文化成就了今日的中国名牌罗莱。

　　叠石桥商帮的“商性”很多，有的在与时俱进，有的在与时俱退。他们的智商、情商、财商、德商在与时俱进，而胆商、逆商在与时俱退。这需要政府和商帮组织加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