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山东中医药大学王新陆教授讲中医历史,便想起了张謇关于医学的论述。这就是1919年张謇给当时主政新疆的阎锡山的复信。张謇在信中说,“医学与人生、性命息息相关,亟应注意”,“走(张謇谦称自己)办此间医学专校亦已八载,毕业三次,三十余人,并设医院为学生实习地”,“中医主气化,治虚证亦诚有独至之处,因是添设中医一级”,“但中医教材缺乏,教者、学者又鲜通才,与西医教材、教法实相径庭,一时沟通亦不易”,“兹拟于中医科加生理、化学两科,西医科加本草药物科,令学生自加融洽,希冀沟通;并欲学生先习中医数年,徐习西医,气化、形体洞悉无遗,期以十年,人材当有可言”。 我找了很多资料,企图弄清提倡中西医教学结合的第一人是谁,至今尚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国门,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的位置便岌岌可危。首先是拥有三千弟子的国学大师俞樾举起了反对中医的大旗,提出“废医存药”。他的学生章太炎虽然不完全主张“废医存药”,但对中医的五行学说加以彻底批判,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的学生余云岫则是一个更坚定的废中医派,采用西医的观点对中医理论进行了全面批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人士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是孔孟之道,一是传统医学,要中国新生,就必须破除这两个东西。于是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搞出个“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宣布禁止中医开办学校。经中医界的极力争取,方得以自筹资金创办中医学校。但是,张謇不信这个邪,到1919年的时侯,就“办此间(即南通)医学专校亦已八载”,而且“中医主气化,治虚证亦诚有独至之处,因是添设中医一级”。当然由于政府的干预,中医教学已经举步维艰,“中医教材缺乏”。
在中医“与西医教材、教法实相径庭,一时沟通亦不易”的情况下,张謇“拟于中医科加生理、化学两科,西医科加本草药物科,令学生自加融洽,希冀沟通;并欲学生先习中医数年,徐习西医,气化、形体洞悉无遗”,进行了中西医教学结合的尝试。诚然,在废止中医的喧嚣声中,在中医界不乏抗争之人,亦不乏寻求中西医结合的贤才,例如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的肖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孔伯华即是。但是,有资料表明,孔伯华、肖龙友创办北平国医学院是在1930年,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是在1931年,汪逢春开办国药会馆讲习班则迟至1942年。但从办学时间上来说,却是完全不能与张謇相比的。我孤陋寡闻,至今找不到比张謇更早提倡中西医教学结合,并且拿得出切实措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