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9年元月的一天早晨，风很大，当时上海的冬天也很冷。我在上海合众图书馆工作，虽然没什么工资，但馆里为我包食宿，所以衣食无忧。见门外有车停下，我便开门去迎。那是一辆旧式的小轿车，甚至在那个回忆泛黄的年代都可以用破旧来形容它。车上下来一位头发显白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圆框眼睛，旧棉袍外一件由黑色褪成灰色的呢罩衣。

　　“请问顾廷龙先生在吗？”说着，他递上了名片，上面只有四个字——胡适，北大。我双手一颤。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是胡适先生的粉丝，这么突然地与偶像见面，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在的，请跟我来。”我略作镇定，引他到了顾先生的办公室。

　　上海合众图书馆由陈叔通、张元济、徐森玉等几位学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合办，由顾廷龙先生任总干事。图书馆不对外开放，只有一些文人志士在此会面、读书。我1947年从老家海门三和到上海，在工厂里干活挣钱。第二年，爱好文学的我得知合众图书馆要招人，便毛遂自荐去见了顾廷龙先生。顾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当即就留下了我，这才有了我与胡适先生之缘。

　　自从那天早上接待了胡适先生，顾先生就在办公室为他安置了办公桌。胡先生隔三差五地来馆里读书、办事，与顾先生相对而坐。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留在内地的最后一段时间，正处理着赴美前的事宜。当时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开始准备他的“抢救”人才计划，试图动员当时的人才离开大陆。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旗帜性人物，胡适先生没有留下，也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去美国。

　　那段时间，胡适先生每次来图书馆都乘坐那辆破旧的小轿车，进门总是与每位照面者招呼后才去办公室，没有一点名人的派头。馆里的每个人，他都能叫出名字。而他一坐就是一整天，破晓即来，黄昏才去。

　　直到4月初的一天，胡先生在图书馆问几位工作人员对他有没有什么要求，我意识到，他可能快要离开上海了。当时很想他能给我题幅字，毕竟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对他充满敬佩。可是，由于我只是个普通小职员，不好意思提出来。顾廷龙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替我跟胡先生说：“适之兄，要不你给履刚先生题个字吧。”于是，胡先生欣然挥笔写下了“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4月6日，胡适先生就坐船去了美国。

　　这幅字我一直珍藏着。解放后我读了商科，供职于人民银行，辗转扬州、淮阴等地，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虽然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因为与胡适的这段经历受过不公正对待，但胡先生的诸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求实名言至今让我倍受鼓舞。

　　陈履刚近影